接下来的9、10月，为避免上述误差，以卓创资讯为例，他们以5月28日和5月31日为基点，推出两个三地原油移动变化率。然而，截至目前，即便上述两个移动变化率均达到了“4%”的调价边界，但国内成品油市场依然未调。
坐在火山口的发改委
数据的偏差显然充当了成品油调价的拦路虎。“但真正让成品油市场调价行为变得错综复杂的还是机制背后的利益争论。”此前，中国石油网一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本报。
而在此期间，业内认为，作为在成品油定价机制上享受明显发言权的发改委难辞其咎。“该降的时候不降，得罪了消费者，该涨的时候不涨，让企业反感。”上述人士表示。
更有甚至，对于国内成品油“当调不调”的现实，外界曾一度认为，发改委在人为调整变化率。
就“该降不降”而言，分析人士称，这使得发改委在给国内石油巨头们提供“庇护”。毕竟，根据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上半年的财报显示，两巨头上半年炼油盈利不大，因此，考虑两大巨头的炼油利润，“人为推迟下调价格时间”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不过，这样的做法，两巨头似乎并不领情。今年8月，在发改委方面表示“国内油价下调条件不具备”的背景下，包括两巨头山东市场在内的国内多个地市成品油市场直接绕开国家发改委，自行降价。对此，业内表示，上述行为等于给企图维护油企利益的国家发改委“响亮一击”。
同样在“该涨不涨”问题上，以两巨头为代表的油企也多次发表言论表达对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的不满。“我们无法理解发改委的行为。”采访中，前述山东地炼的这名负责人表示。
而在民众那里，以王晓天为代表的淄博车主称，在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中，国家只规定了成品油的零售价格上限，并没有明确规定成品油的批发价上限，其中，以目前国内成品油变动为例，尽管之前，国内很多地区的0号柴油批发价一度超过零售价，但“批零倒挂”的现实并未引起官方的注意，“这就是不作为。”他说。
事实上，事关利益的争论远不止这些。
本报梳理发现，自2008年以来，国内一直存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油价反升”和“涨快跌慢、涨多降少”的质疑。其中，《广州日报》日前就报道称，国际油价两年每桶降50美元，国内每吨涨1710元。
对此，被众多言论环绕的发改委方面自然给予了层层反驳，其中22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助理姜鑫民就认为，包括“涨快跌慢、涨多降少”在内的众多观点都是对发改委的误解。
误解也好，认同也罢，成品油定价机制模糊的背景下，发改委坐在火山口上，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未来：加快调价的频次性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发改委“重启评估”成品油定价机制的行为便在情理之中。
对于现行的“4% +22个工作日”的定价机制，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邓郁松认为：该模式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但同时存在滞后性、囤油套利的行为也随之放大。
邓称，如果价格调整的滞后性不消除，无风险的套利行为便会加剧。邓郁松说，当国际油价不断上涨，交易商最理性的做法是尽可能增加库存，一旦国内上调价格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丰厚利润；反之，当国际油价下跌时，交易商将尽可能清理库存。
同样，对于上述问题姜鑫民也并未回避，他说，尽管此前，为避免市场的投机成为，发改委作出了诸多努力，但“只要有市场存在，投机便不可避免。”姜说，对于投机，国家完全可以去监管和控制，可以采用统计的方法测算油品被囤积数量多少，采取价格手段调节资源供应。如果资源被大量囤积，发改委可以选择不调价，促使资源投向市场。但是这一监督过程将带来管理成本的大幅提高，谁来监管、如何监管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过，在选择调与不调的节点上，尽管投机囤油、市场波动的问题频频出现，发改委对调价依旧异常谨慎。
在此背景下，调整价格规则的呼声频频出现。对此，姜鑫民表示，“国家发改委已对成品油定价机制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并将根据国内市场运行情况对定价机制细则做出调整。”
但在具体到如何调整上，尽管邓郁松和姜鑫民都表示要加快调价的频率，但不可否认的是，接下来为何调？怎么调？依旧是问题的焦点。“政府部门是价格市场化的积极推动者，但需要平衡的利益主体太多。石油产业具有竞争性、基础性的双重属性，近中期内价格完全放开并不现实。市场化是价格改革的方向，积极稳妥、稳步推进则是我们的改革路线。”姜鑫民说，“个人认为，成品油完全市场化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待市场主体相对多元化、竞争比较充分，成品油价格市场化便水到渠成。”
而对于相对垄断的国内成品油市场来说，其市场主体如何多元，竞争如何充分，仍然面临难题。因此，在众多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尽管道理十分明白，但在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政策方向问题上，未来似乎依旧模糊。
这是一个糟糕的事情，让与成品油相关的每个人充满困惑，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邓郁松同样如此。“不要问我成品油调与不调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同样市场也不知道。”接受本报专访时，邓这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