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如何看待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于丹：这个金融危机，一方面让我们感觉到了自信，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使得我们虚火上升，就是我们太多地看重了我们的GDP增长，看重了我们在数字上对于一些国家的超越，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自信力可以持续到多久，我们现在的表现有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依据。
新京报：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你怎么看这个事？你怎么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于丹：因为我不懂经济，不能妄加评论，我只能以一个普通的公民心态去说我对这个社会的期许。我们小的时候学政治经济学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政治是经济的总和，也就是说好的经济发展最终要表现在政治上，这种政治表现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完善上，表现在一种社会的公平上，表现在每一个公民自身权益的保障上，其实这是我由经济而关注的更远的事情。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也是由于经济引起的，没有人可以忽略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我们内心良知底线的问责。说到底，这件事牵扯到赔偿的制度，牵扯到经济利益。我们的经济真正发展起来之后，我们希望在经济的基础上，看到我们的社会因为繁荣而更快乐，更有尊严。如果说，经济变成了我们唯一的目标，被撞的人有可能为了经济的补偿，讹诈救人的人，而救人者的善心有可能付出经济代价，从而人人自危，那经济的发展真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吗？
新京报：你对2012年的大学教育改革有何期待？
于丹：我现在作为大学老师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前景。这几年给老师最大的压力就是，即使我们成绩优秀的学生，即使我们保送上研究生甚至博士毕业的学生，也未必在社会上会有一个好的工作。那么，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这种培养方式？还是我们的教材、教程没有和社会接轨？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这几年或者说明年我仍然会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能让学生们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吗？
新京报：明年你担心什么事情发生？
于丹：我最害怕的是比小悦悦事件更恶劣的公众事件，因为它牵扯的不是哪一个个体，那18个路人是一个公共样本。其实我不相信所谓世界末日，但我害怕的是现实空间中我们人心的底线一点一点在下滑，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
新京报：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原因何在？
于丹：我钦佩的人其实很多，但是如果让我就说一个人的话，我想是杨绛先生。因为这个百岁老人她这么从容，让我真的是心生敬意。前几天，我看见走过百岁的这个老人，她又把他们一家三个人的版税稿费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好读书奖学金，在那个奖学金的捐助仪式上，她说我个子小所以我站着说，她谦恭地站在那里，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愿，她没有说她要鼓励多完美的学生，多优秀的学生，她鼓励的就是大家好好读书。
我看那个报道的时候特别感动，其中有一个细节，杨绛先生最后站在台上鞠了一个躬，她最后说，谢谢清华大学成全了我们的心愿。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现在还有几个人把自己全部的钱捐出来以后，会深深地鞠躬说成全了我的心愿？我一边看那个报道一边在流泪，我真的是想借《新京报》向这个老人深深地鞠一躬。
新京报：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才华？
于丹：我最希望具有处变不惊的才能。因为这个世界变故太多，如果可以宠辱不惊，如果我们还有信念而且还有力量，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往前走，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