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百载商埠，百届广交；沧海桑田，潮起潮落……诞生于计划经济摇篮中的广交会，历经时代变迁、历史进步的考验，终于在今秋十月，迎来了辉煌的五十华诞、百届盛典。回首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自然灾害和时代变迁，广交会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一年两届的举办，风雨不改。而汕头的外贸人，从第一届广交会开始，50年来，与广交会相依相随，用自己辛勤的耕耘，为广交会的发展壮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第一、二届广交会成交900万美元到第九十九届成交4.7亿美元，透视汕头外贸企业成长、发展的历史轨迹，不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无不感慨万千。
近日，记者在市外经贸部门的协助下，采访了四位在不同时期参加过广交会的“新、老广交”，他们一同回顾汕头外贸一路坎途一路欢歌的风雨历程。
50年代：汕头咸菜成新加坡专营产品
“可以说，从第一届广交会开始，汕头的外贸人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贸易‘天赋’”。面对记者的采访，赵汉衡率先对汕头外贸人做了一番真切评价。1957年4月15日，为期1个月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在广州原中苏友谊馆拉开帷幕，为中国外贸部门同国外客商洽谈、成交出口贸易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敌视中国的国家企图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梦想。
“事实上，在1956年秋季，我国曾在广州的文化公园举办了两个月的商品展销会。会场很简陋，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竹篷，中间分隔成一个一个的摊位，展出一些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农副土特产品居然很受前来参会的香港、澳门、东南亚一带客商的喜爱。尽管成交量不大，但效果非常好，还带来了外汇。这一次商品展销会由此成为广交会的前身。”尽管当时庄柏川还没有参加广交会，但他对广交会的“前缘”却如数家珍。
第一届广交会共展出12000多种商品，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1200人次参会。从开幕之日起，汕头外贸各专业公司派出的代表忙碌的身影就活跃在展馆的每个角落。他们积极地与港澳和东南亚各地客户洽谈业务，并注意让客商了解经营汕头商品收获的利益，加强客商的经营信心。交易会尚未结束，新加坡的咸菜商已表示愿意放弃经营泰国咸菜而专营汕头产品，泰国的渔网商也表示不再经营与汕头同类的日本渔网。1957年在春秋两季即第一、二两届广交会上，汕头共成交出口合同额逾900万美元。
60年代：汕头瓷餐具一统香港茶楼酒肆
对广交会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汕头的抽纱、陶瓷、渔网、手工艺品、农副土特产品等传统产品，都曾是广交会上名声响当当的热销货。其中，一部分是因为质优而闻名全国，一些却是因花式品种的创新而独领风骚。
“1964年，全国陶瓷不论产地、质量，全部实行统一价格，这对汕头来说不是利好消息。汕头陶瓷的质量不大稳定，与其他地方的产品比较，质量上不具备优势。然而，许多港澳客商和外国客商依然很喜欢汕头的陶瓷，这让其他贸易团很是‘眼红’。”赵汉衡介绍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汕头与客商的关系很好。汕头是著名的侨乡，与许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优势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其次，汕头的陶瓷在花式、品种上敢于创新、独树一帜，别人难以仿冒。从杯、碟、盘、碗到勺子、汤窝，所有的餐具都有统一的规格，配套非常齐全，极受市场的欢迎。当时，香港的茶楼酒肆就全部使用汕头生产的瓷餐具。”忆起这一段辉煌历史，赵汉衡心潮澎湃。事实上，同样在60年代，还有一件令赵汉衡终生难忘的事，那就是与周总理的“邂逅”。
1967年春交会召开期间。一天，总公司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事悄悄地对他说，“老赵啊，今天晚饭早点吃，吃完后就到广州军区礼堂占个好位置，有人要来啊。”可是，当晚，赵汉衡却在军区大礼堂一直等待着，但就是没见到什么人来。就在赵汉衡觉得纳闷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忽然间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周总理还打趣地说，我本来在北京，一不留意就跑到广州来了。此后，赵汉衡听说，当时有许多造反派汇聚广州准备冲击广交会，周总理是来“保护”广交会的。
第二天晚上八九点，周总理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位于海珠广场侧大楼视察了广交会的展览情况。赵汉衡所在的陶瓷展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分列成两队夹道欢迎周总理的到来。周总理的双眼炯炯有神，态度十分和蔼，穿过夹道时，还亲切朝大家挥了挥手。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周总理，赵汉衡激动不已。然而，看到周总理为国事为人民日夜操劳而消瘦的面容，赵汉衡的心又沉重起来。
70年代：一幅瓷板画“揪”出一个“孔老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广交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突出政治，强调以政治带动学习。
“在交易会开幕之前，所有交易团的人都必须进行10天左右的政治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外事纪律，了解注意事项，树立应对敌（敌人）特（特务）破坏的警觉性。而交易会期间，则需要每天晚上开会。那时候，所有交易团的交易员都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一吃完晚饭，二三千人就聚在一起，向交易会的组织部门汇报当天是否存在敌特情况”。从1972年迈进广交会的大门之后，庄柏川看到的广交会，始终弥漫着这种严肃的气氛。而他亲历的一件“趣事”，更加深了他对当时极左思潮的认识。
庄柏川回忆说，当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前期一番“洗礼”之后，原先那些反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不正规”物品，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基本在广交会就“绝迹”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些，这些“不正规”的物品才又出现。1973年春交会开幕前的一天，庄柏川正在陶瓷工艺品展馆布展，抬头看见总公司的施经理，一眼不眨地盯着眼前一幅大瓷板画。这幅瓷板画描绘的是民间故事《天仙配》的一个图景。画中有棵大槐树，董永和七仙女就站在槐树下相会。瓷板画画得很美，而且这么大的瓷板比较罕见，烧制起来也需要相当高的工艺。忽然间，施经理转过头问他这幅画画得怎样并询问他有没有看出问题，把庄柏川弄糊涂了。施经理就说：“这棵老树枝繁叶茂，树根上还有两个树洞。洞者，孔也。两个洞，就是二孔。这不是说‘孔老二树大根深吗’？”当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孔子被称为孔老二。可怜的是，这瓷板画的生产厂家的经理听到施经理一番“剖释”后，吓得赶紧叫人把这瓷板藏到仓库里了。“唉，那年代就是这样牵强附会、草木皆兵，只好为这么好的一幅瓷板画叹惜。”庄柏川一想起这事就感叹不已。
80年代：日本前首相“促销”汕头乌龙茶
计划经济年代，交易会基本是“以产定销”。商家销售什么产品，客户就只能拿什么产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要就拉倒。而且数量也不是客户说了算。客户需要多少货品，都要提前把订单交到商家的手里，由商家去统筹安排，决定给予你的数量。“那时许多外国客商都学会了看交易员的脸色。如果向交易员提出供货要求，交易员的脸色、表情不是很‘生动’，他们立刻就会自己耸耸肩说，‘哦，Impossible不可能、办不到的’。”庄柏川呵呵笑着说，“当时不少客商自愿要提高价格以求供货数量的增加，但都被‘牛气’的交易员‘堵’住了。”
然而，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国际上竞争格局的逐步形成，一部分生产厂商开始对眼前的贸易形式进行反思。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广交会逐渐实行“以产定销，产销结合”，市场也从“卖者市场”朝着“买者市场”转变，而交易员最大的感受就是“堵销”只会把自己的路“堵死”，只有“推销”才能够适应市场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批适销对路的产品保持了旺盛的出口势头。如汕头产的乌龙茶，当时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一名日本女歌唱家喝了汕头乌龙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时间，日本人喝乌龙茶成风，汕头乌龙茶供不应求。
90年代：民企“扬眉吐气”跨入广交会
当历史跨进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臻成熟，广交会完全实行“以销定产”。1993年春交会，广交会改变了过去由外贸专业总公司为主的组团形式，实行“省市组团、按团设馆”组展方式。1994年秋交会至2005年，又实行“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展”的组展方式。“广交会准入机制改变，民企有了参加广交会的机会，不再感到神秘，更多的是感到竞争和压力。”目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汕头市宜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雄勇对记者说，以前参加广交会，发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客商管制非常严，对中国抱有戒心，但后来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了，走进客商的房间进行贸易洽谈成了很自然的事。
“企业零距离接触广交会，通过广交会这个广阔的平台，直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对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和设计企业发展蓝图等都起到很大的作用。”陈雄勇对参加广交会的效应深信不疑，他的企业80%的订单来自广交会，每一届参加广交会回来，企业产品的成交额总能迈上一个新台阶。他也参加过其他的展会，但是，“广交会始终是第一”。
新世纪：自主品牌创新的新征程
在陈雄勇的“词汇”中，现在广交会商品的档次、水平、规模与过去相比，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现在的广交会，是一年一个样，没有新的东西就不能在广交会站住脚，这就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去创新。”对于陈雄勇的话，刚刚参加过99届广交会的南洋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经理杨沛雄同样深有体会。
杨沛雄的企业拥有近20项礼品玩具外观设计的国家专利。过去，他的企业走的是自营出口的路，但自从参加第99届广交会以后，这位“新广交”对广交会的品牌效应同样赞不绝口。“效果很好，从广交会上认识了许多客商，收获了不少订单，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这也使我们看到了自身产品的特色和优势，坚定我们走自主品牌创新的路。”
本报记者刘婉萍“老广交”档案
赵汉衡：原市工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从第6届到第26届，一共参加了20届广交会。
庄柏川：原外经贸委副主任，从第31届到第91届，一共参加了60届广交会。
陈雄勇：汕头市宜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从第58届至今，一共参加了41届广交会。
杨沛雄：南洋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刚刚参加过第99届广交会的“新广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