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危机、动荡时期的标志之一都是资本流动波动剧烈。
全球实体经济遭受较大冲击！——虽然资本项目管制和对五花八门金融衍生工具的审慎态度使得中国成为不少人眼中远离次贷危机海啸的世外桃源，毕竟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已是全球大国中最高，不能不对危机冲击多作几分准备。虽然未曾公开明确声明，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已经悄然转向“保增长”，周小川26日向全国人大报告金融宏观调控情况时作出如此判断，不过是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决策层应战全球危机的决心而已。既然如此，中国当如何作为？
与1997—1998年宏观政策急剧转向时期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大，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当时好，财政收入充裕，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大幅度改善，此前持续的强硬反通胀政策也为今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没有类似日本零利率陷阱那样的尴尬。
为了保增长，我们目前可以优先采取的应当是财政政策，因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崩盘已经显著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上万亿，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们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救市政策有可能重蹈此前几年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引爆今日次贷危机的覆辙，并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的裂痕，我们对此不可不察。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放松货币政策之后，我国不宜过度急于进一步地过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投资、减税两项手段都可选择，财政投资的目标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也应包括先进制造业，特别是能带动、支持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项目。至于减税手段，应当在投资之后。而且，鉴于我国财税优惠泛滥，导致税基缩小，权势集团受益良多，却加重了普通居民和企业的税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进而降低了社会消费率，且财税优惠认定和赋予过程也有孳生腐败之虞，为了保证财政稳健，并促进税负公平，大面积减税必须以清理财税优惠为先决条件。
任何危机、动荡时期的标志之一都是资本流动波动剧烈。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危机如果程度较轻，资本将逃离美元；但随着这场危机蔓延、恶化成为全球性的大危机，其它所有主要货币区都陷入困境，因为有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支持背景，美元反而会成为资本流动的安全港。在这样的背景下，假如我国经济稳定表现不佳，市场参与者们信心动摇，加之部分在危机中损失严重的西方投资者需要抽回资金救母国总部之急，我们可能面临沉重的资本外逃压力。但如果我们经济稳定性表现良好，那么，将有大量资本视我国为动荡中的避风港而竞相流入。对这两种风险，我们都必须准备好应对之策。
区域经贸集团思潮在动荡时期特别容易流行。在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1930年代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以及借机削弱西方霸权，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需要逐步调整、转换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更多地发挥商品吸纳中心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商品制造和出口者，特别是要在本国周边区域加快这种转变，次贷危机应当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提速的契机。就战略方向而言，这些策略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为了扩大外部市场，还是为了寻求外部资源、资本、技术来源，我国客观上都需要充分利用整个世界市场。而且，一个经济技术尚未跻身全世界最先进行列的国家要组织以本国为核心的封闭性经贸集团，结果必然失败，所以，上述策略在实施中必须适度，不能走到相反的极端，以至于重蹈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覆辙。
经济危机之所以可怕，还因为它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乃至全面的政治危机。对此，我们需要努力消除国内社会不公，防止利益集团在反危机过程中浑水摸鱼，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从根本上降低社会危机风险的几率。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其它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兴市场经济金融危机向社会领域蔓延的风险，防止海外华侨、华人沦为替罪羊。有海水处即有华人，我们不能忘记在海外还有8000万华人，他们同样是炎黄子孙，与我们血脉相连。
在应对危机冲击时，我们还需要看到，由于这场危机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美欧，而中国相对境况较好，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百年难遇的机遇。如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我国可望显著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为此而承担一定的压力、付出一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天下兴亡多少事，留与后人无限感慨。无论古今中外，危机从来就是重新洗牌的契机，弱者难以经受冲击而沉沦，强者应时崛起；我们在危机中究竟是显示出强者的意志和行动能力，还是暴露出怯弱无能，徒然留下异日的无尽哀叹，取决于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