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有待引进技术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于2004年11月30日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年修订)》，已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在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未能掌握的先进技术，包括(举例)：

　　一、采掘业

　　1.低渗透油气藏(田)的开发 2.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新技术开发与应用 3.低品位、难选冶金矿开采、选矿

　　二、制造业

　　(一)纺织业　1.工程用特种纺织品生产　2.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

　　(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针状焦、煤焦油深加工　2.重交通道路沥青生产

　　(三)医药制造业　1.我国专利或行政保护的原料药及需进口的化学原料药生产　2.维生素类：烟酸生产　3.氨基酸类：丝氨酸、色氨酸、组氨酸等生产　4.新型抗癌药物及新型心脑血管药生产　5.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的新型药物生产　6.基因工程疫苗生产(艾滋病疫苗、丙肝疫苗、避孕疫苗等)　7.海洋药物开发与生产　8.艾滋病及放射免疫类等诊断试剂生产　9.药品制剂：采用缓释、控释、靶向、透皮吸收等新技术的新剂型、新产品生产

　　(四)化学纤维制造业　1.差别化化学纤维及芳纶、年产5000吨及以上功能化环保型氨纶、碳纤维、高强高模聚乙烯等高新技术化纤生产　2.粘胶无毒纺等环保型化纤的生产

　　(五)金属制品业　1.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　2.高档建筑五金件、水暖器材及五金件开发、生产

　　(六)普通机械制造业　1.三轴以上联动的数控机床、数控系统及伺服装置制造　2.高性能焊接机器人和高效焊装生产设备制造　3.耐高温绝缘材料(绝缘等级为F、H级)及绝缘成型件生产　4.比例、伺服液压技术，低功率气动控制阀，填料静密封生产　5.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生产　6.精密轴承及各种主机专用轴承制造　7.汽车、摩托车用铸锻毛坯件制造

　　(七)专用设备制造业　1.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花卉、牧草、肉食品、水产品的贮藏、保鲜、分级、包装、干燥、运输、加工的新技术、新设备开发与制造

　　(八)其他制造业　1.新能源电站的建设、经营(包括太阳能、风能、磁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2城市供水厂建设、经营

　　三、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生物工程与生物医学工程技术　2.同位素、辐射及激光技术　3.海洋开发及海洋能开发技术　4.海水淡化及利用技术　5.海洋监测技术　6.节约能源开发技术　7.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技术　8.环境污染治理及监测技术　9.防沙漠化及沙漠治理技术　10.民用卫星应用技术　11.研究开发中心　12.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企业孵化中心。

　　以上技术，都是我国尚未能完全掌握并实现产业化的先进技术。

　　但客观地讲，全国5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涉及以上先进技术的可谓少而又少。究其因，一方面一般的外商自身也未能掌握以上技术；另一方面，掌握此类技术的外商也不愿向中国转让，更倾向于卖设备或成品给中国，所以，引进外资数量上的增多，不等于质量就有提高。

　　中国科研条件已不差

　　目前，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的科研经费位居世界第三，次于美国和日本，但领先于德国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

　　而且，为了在10年内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中国将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经费用于科研(现在这个比率仅为1%)。中国2003年的科研经费增长率为24%，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的科研经费目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将很快就会达到。

　　同时，中国还制定了许多旨在加强国家科技能力的行动计划，甚至不惜采取大胆的机构改组措施。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数目在几年里由130个缩减到了不到100个，人员也被大幅度精简，但科研预算却在6年里增加了两倍！现在，优秀的科研人员可以得到很好的工资待遇。

　　中国拥有70多万名工程师和科研人才。中国的科研人才是74.3万人，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30万人)，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各国这一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总和。微软公司研究中心负责人哈里·舒姆说：“中国的人才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僵局，逐渐放开了过去受政府控制的两种基础研究机构：大学和科学院。通过研究机构改革，提供援助，提高研发职业的地位，创造一些有利每件，召回在外国深造的中国年轻人才……国家使工业部门拥有比在外国更多的自主权和技术独立性。另外，中国领导人经过对世界各国考察，模仿了外国组织模式，尤其是美国组织模式。将西方设计师请到中国，然后将设计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几个大集团成功的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但中国科技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尚与国家地位不相称，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体制的，有政策的。那么，就目前而言又该如何迅速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呢？

　　严打走私和自主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今国际分工的方式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产业间垂直型的国际分工格局不断减弱，而产业内水平型国际分工以及混合型国际分工在日益增多。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极力维护原有国际分工格局，企图使自己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上游，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与剥削。美国长期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力争使美国的高新技术领先中国至少两代人的距离”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对中国来说，走自主研发之路，并试着制订技术标准，具有战略性意义。此举既具有金融意义(只要拥有了自己的标准，就可以避免支付专利使用费)，也具有战略意义(中国要成为21世纪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

　　比如，据中国的预测，3G网络建设投资在500亿美元左右，若以其中涉及知识产权许可IPR的主设备投资规模约为250亿美元。如果中国有三大厂商占有50%的市场份额，以“百分之一”作为一个IPR许可费单位，并假设企业在五年内分期付款，那么中国厂家为IPR每年交纳的费用为2500万美元，这绝非一个小数字。

　　其次，要严厉打击各类走私活动，特别是高科技走私(如集成电路)，才能确保自主创新产品在国内的销路，才能使投资科研的公司获得相应的技术收益。

　　最后，要防止外商以建立独资企业的形式，利用先进技术生产出高性能产品后在中国境内大肆倾销，压缩国内同类企业的生存空间和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所谓的技术溢出效应。

　　研发模式亟待改进

　　哈佛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新书《开放式的创新》中，亨利·切斯布洛特认为美国的企业研究院更多的承担了斯坦福大学这类理工院校的职责，而亚洲的企业研究院则更像大学里面的技术小组。一些专家指出，中国企业研究院还没有能够完全发挥“思考战略、创造知识、孵化产品”的功能。不少公司对企业研究院定位不清，甚至希望能在很短时间内和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过招”，或经常将其与科研院所作比较，使其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资金投入是中外企业研究院之间最大的一个差距。2001年曾经进行的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科技统计调查显示，2000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R&D)经费支出896亿元人民币，其中，各类企业研发支出占60%，仅与微软当年的投入相当。如此之大的悬殊使得中国的企业研究院在人员引进、项目投资等方面“先天不足”。

　　投入的差距进而导致了中国企业研究院面临的另一个困境：为了减少成本缩短投资周期而过度追求市场的短期利益，降低了在企业战略层面上“智囊团”的作用。联想研究院副院长孙育宁曾说，联想研究院的定位是，既满足企业现阶段对技术的需求，又能推动企业未来技术进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但更重要的是满足企业现在的需求。由此，联想产品经理主导实际运作、影响科研方向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发展几年之后同外国企业研究院越来越大的差距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的研发模式。

　　另外，缺乏有效的知识管理机制、顺畅的研发人员奖评体系也是制约中国企业研究院发展的原因。不同的科研部门之间、研究人员与产品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在预算和研究规划上的权力划分不当。特别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极少能够在全公司的发展规划中有话语权，更不要说进入公司高级领导阶层。相比之下，微软研究院的前两任院长李开复和张亚勤先后被升任全球副总裁，为公司的其他技术人员的发展起到了标杆性作用。

　　为此，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应考虑建立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国内企业从事研究开发，同时和国外企业达成一定时间内的较低的IPR费率，当国内企业自身成功地拥有更多专利时，再相应调高IPR费率。这样做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政府角色或有错位

　　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标准该由谁来制订和推广？或者说如何在其中更好地界定政府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标准的确立，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而更多地体现为产业以及公共政策过程。

　　在韩国，推广信息技术标准化的主要机构为成立于1988年的韩国通信技术协会(TTA)，目前该组织共有151个会员，其中既有三星、LG、现代这样的制造商，也有韩国电子技术协会等研究机构，以及SK电信等运营商，可谓一个庞大的韩国信息产业“共同体”。

　　而在欧洲，推动通信产业的标准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是同样成立于1988年的独立而非盈利性组织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目前这个组织拥有来自55个国家的共计786个成员，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6个成员。

　　如果按照成员构成来说，在ETSI中，电信制造商所占比重为51%，服务提供商为24%，运营商为13%，政府管理机构为8%，其余的4%则为消费者代表。

　　上述这种相对平衡的成员结构，使得在推出新的标准的时候，相关机构能够充分地兼顾各方的利益，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阵痛并加速产业化进程。

　　但是在中国，却一直缺乏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综合性产业(非政府)组织，来对整个标准化过程进行协调和整合，各种探索还只局限在零敲碎打的层次上。

　　政府部门赤膊上阵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个层面上，这很容易在国际贸易磨擦中授人以柄，被指为“干预市场”；在第二个层面上，政府部门或者因为游离于市场之外，对一些细节的认识不够清晰，或者成为一些利益集团寻租的对象，可能使得出台的标准，存在损害产业整体的可能性。

　　而这样的突破注定要面对一个悖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机构，因此政府部门觉得有责任、或者说有资格来强化自己的权力；但在政府部门的权力更加强化之后，出现一个强势的产业组织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后者要么沦落成一个“弱势机构”，要么变成“二政府”。

　　能否以中国自主标准的冲动为契机，推动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产业内部结构的重建，显然是一件比标准个案更为深远的事情。

　　作者：吴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