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隆重举行。0点16分许，中国作家莫言正式领取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在随后参加了盛大的诺贝尔晚宴。（中新网）
颁奖仪式尘埃落定，关于“莫言穿什么衣服领奖”的争论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在这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领奖台上，终于出现了中国籍作家，这无疑是个很令人振奋的消息。然而让笔者格外无语的是，在随之而来的国人的关注中，那些关于“领奖穿什么”、“奖金怎么花”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却居然成为了莫言备受关注的话题，甚至在媒体的报道中，对莫言文学成就的阐述也明显让位于他的衣食住行。同样作为一个写字的人，笔者蓦然有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当作家遭遇面包之困
曾经有人说，写字的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灵魂写进作品里的人，另一类是让铜臭骑在作品头上的人，前者叫做“作家”，后者叫做“沽名钓誉”。
在最初接触到这句话的时候，笔者震撼了许久，然而当震撼散去，我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简单却十分现实的问题——作家也是人，作家也有至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那么，当灵魂遭遇面包，我们生存在夹缝中的作家群体又将何去何从？
或许有人会问，像作家这种公认的高尚且高收入的职业怎么会沦落到生存于夹缝之中？然而事实上，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远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宽裕。
上世纪80年代末，红遍大江南北的先锋派代表作家马原宣布：文学已死。随后他放弃了写作。就像老一辈所说的那样——年轻人总是喜欢追求梦想，非得撞了南墙头破血流了才肯面对现实。作家是一群喜欢创造梦想并追逐梦想的人，然而再热忱的梦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冰冷。
很多人喜欢用数据说话，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更有“真实感”的数据。“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6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当年度共有25位作家上榜，余秋雨、二月河、韩寒位居前三。”截至目前，根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统计，稿费收入超过百万元的作家只有30人。然而，众所周知，目前北京市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至少要两万多元，这就意味着，依靠稿费的话，就算是这30位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不吃不喝，也仅能购买不到50平方米的住所，而即使是在被我们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民国时代，鲁迅凭稿费至少还能在北京买上一座四合院。
同一篇报道中，吴怀尧还说：“中国作家群体的贫富差距令人震惊，现在有的作家一年收入远超1000万元，而有的作家辛苦一年挣不到10万元，还有作家全部存款不足5万元。应该说，绝大多数作家收入比不上公司白领。作家沙漠舟去年因病去世，去世之前他最穷时，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
中国作家的困苦程度可见一斑。
坦白说，中国是缺少真正能够触及灵魂的文学大师的——虽然莫言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作家太忙了，从出版社的选择和签约到作品的出版以及相关一系列的经济事宜，都需要作家本人去一一商讨，如果说作家本身是属于出版产业链条中最基础的一环的话，那么这种不专业的对接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要为中国作家生活艰难负责。为什么中国的作家不能像国外的同行那样拥有专业的经纪人和相应的公司去处理这些琐事？我们都知道作家是不擅长做这些事情的。勉强为之的结果是，作家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那些本来应该用来思考和写作的时间却大把大把地花费在了跟商人磨嘴皮子上，不得不感慨一句，中国的作家真是好辛苦！
当文学遭遇社会性浮躁
谈过了作家的遭遇，我们再来看看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在中国的境况。
据媒体报道，在稿费几十年未有提高的情况下，多数作家很难靠写作谋生。而曾经培育过诸多名家的纯文学期刊，则举步维艰，或停刊，或转型。侥幸存活下来的，发行量也十分有限。为什么？因为在普遍浮躁的社会心态之下，在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的如今，我们的读者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去读一本好书，而更多的，却是那些浅表的、快餐式的阅读。
作家也要生活，想赚钱，写出来的东西却不叫座，怎么办？很简单，投其所好就可以了嘛。纵览近年来各大文学网站作家年收入排行榜，高居榜首的作品往往是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修仙穿越重生后宫之流，更有甚者字里行间充满了低俗的臆想甚至色情描写，说句实话，这些东西，充其量不过是跳梁小丑博人一笑，不要说称其为文学，就是将其归类于通俗小说都辱没了小说之名。
仅以笔者个人的阅读经历来说，那些曾经很喜欢的、很有灵气的 作者，却在出道几年之后迅速地转变成为了商业性作家，写作的技巧或许越来越精到，词句的堆砌或许越来越华丽，然而情节却是越来越狗血，而那些曾经在翻开书本的瞬间就能够触动到的、震撼人心的灵气，却是一去不复返。
事实上，文学边缘化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传统文学越来越小众，这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个商业和经济主宰一切的时代，文化也是围绕着消费而展开的。文学能不能够生存，能不能够被传播，能不能够受到尊重，唯一的标准就是商业标准，已经没有所谓的纯文化的标准。这个时代需要休闲，需要纯娱乐，对于意义的追求自然越来越少，对于感官、甚至是官能的娱乐需求越来越多。如果把文化分成为政治服务、为商业服务和为单纯的文化服务三种的话，现在这个时代为商业服务的文化毫无疑问地占了绝大多数。
甚至这次莫言获奖，国人的关注显然也充斥着层层叠叠的商业气息。莫言现实和文学的故乡山东高密，表示将新建更大规模的莫言文学馆，并大力开发“莫言旧居”，将其打造为“红高粱”文化旅游的核心资源；一些开发商开始联系莫言，希望向他赠送住房；连跟莫言获奖不搭界的文化传媒类股票，也一度遭遇爆炒；乃至更加可笑的是，笔者还曾经看到了很多网站都图文并茂地在讲述着“莫言背后的女人们”的故事，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从未对严肃文学给予过关注的社会，忽然间就如此推崇乃至追捧一个以严肃文学为生的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可笑的事情。甚至如果某一天诺贝尔奖设立了“流氓奖”，而得奖的又不巧是一个中国人的话，相信我们的社会也同样会毫不吝啬地给予注视的目光。
在很多人看来，莫言像一夜成名闯进奥斯卡的演员，或者夺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一样，成了奇货可居的明星，围绕他的一切，都可以用来搞商业开发，或者为自己的商品做代言。这些所谓的关注，已经跟文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场娱乐和商业的狂欢。
莫言曾经直言他的感受是“任何热闹、任何喧嚣都无助于提高文学创作质量,还是应该是静下心来,默默的、认真的、耐住心性来写作。”让我们同样将这句话送给那些不厌其烦地争论着莫言的衣服、财产甚至女人的无聊者们，请正视莫言，也请正视我们“濒死”的中国文学。
（文/蒹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