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2004年这1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从2808.64亿美元上升到11547.92亿美元，10年的时间年对外贸易额净增8739亿美元，占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量的28%，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占中国经济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40%上升到70%，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超过了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和韩国，也超过了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其他经济体。

　　实现上述转变过程中，外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和结构,也关系到与这种发展模式相关的贸易效益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本文依据1996年联合国对制成品的分类标准，将中国1995年和2004年的贸易产品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对比和分析，进一步阐明了外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一、近1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1995年 到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4年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大关，10年间进出口贸易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6.6%和 17.4%，超过了同期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的出口结构变化与世界市场需求动态变化方向一致，特别是中国成功地扩大参与了许多世界贸易中最具活力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从而不仅确保了持续较高的出口增长率，而且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了贸易结构。

　　从1995年中国的贸易结构看，出口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偏重于中、高技术产品。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出口结构大幅度向中、高技术产品倾斜。尽管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总出口的近1/4，但其份额已显著降低；高技术产品与此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趋势，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比1995年增加了18个百分点，取代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当今出口的主导性产品。在进口方面，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扩大，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中等技术产品的份额下降，其中中等技术产品下降的幅度最大。这与中等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提高形成对比，说明中国近10年来在中等技术产品的制造能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不断提高。

表1　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结构（%）

　　

	出口		进口
	1995	2004	1995	2004
初级产品	16	9	20	23
制成品
资源密集型产品	5	5	3	2
劳动密集型产品	38	23	11	4
低技术产品	10	9	8	6
中等技术产品	12	16	28	22
高技术产品	19	37	29	4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特别是结构的显著变化与外资的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对外资开放制造业以来，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规模不断扩大，作用日益显著。1995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本形成中占15%，销售额占17%， 工业增加值占15%，到2004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本形成中的比重提高到了21%，销售额提高到了31%，工业增加值提高到28%。外资在总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产业的纵深方向挺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向中、高技术产业深入，导致中国贸易结构同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二、外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1995年至2004年这1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了3.25倍和2.98倍，年增长率分别为16.6%和17.4%。其中外资企业占进口增量的61%和出口增量的66%，年增长率分别为20%和24.6%，比同期内资企业的进出口年增长率高出5.3和13.9个百分点。这期间尽管外资和内资企业主要产品类别出口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年增长率差异较大。在初级产品类，外资企业年出口增幅高于内资企业13个百分点，在制成品方面的高技术产品类别，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年出口增幅的差异更是扩大到了21个百分点。

表2　1995-2004年中国 进出口增长率(%)

　　

	出口		进口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初级产品	6	19	20	18
制成品
资源型产品	13	26	7	13
劳动密集型产品	10	13	3.2	5
低技术产品	13	24	11	15
中等技术产品	16	27	11	16
高技术产品	13	34	15	29
所有产品	10.7	24.6	14.7	2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增长率的差异源于几个方面。第一，基数差异。1995年大部分产品外资企业出口规模比内资企业要小，在所考察的30项产品中外资企业出口规模大于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只有动植物油脂、鞋、运输设备、计算机/办公用品和通讯设备等5项产品。进口产品情况相反，外资企业进口规模大于内资企业的产品超过总数的一半，有18项。基数小的产品容易实现较高的增长率，但增长率差异可归因于基数小的产品只有钢铁等少数产品。第二，满足国外市场准入标准的能力差异。有些产品国外市场准入标准较高，对内资企业扩大出口形成制约，而外资企业则凭借更加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和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得以保持出口的高速度。明显的例子是食品类产品。这类产品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出口增长幅度差异极大，前者在这10年中每年递增20%，而后者每年只增长2.6%。饮料和烟草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这10年中外资企业出口增长每年递增23%，而内资企业出口则每年下降47%，内资企业出口逐渐被外资企业所取代。第三，国际生产网络的作用。外资在中国建立的生产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其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一部分，出口导向性非常强，甚至完全是出口导向型的。尽管中国也有一部分内资企业通过加工贸易途径，扩大出口能力，甚至部分生产也被纳入到国外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中，但规模毕竟不大，不能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相比。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计算机/办公设备、通讯设备/半导体、航空飞行器等高技术产品。

　　2. 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进口增长速度，而内资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10.7%)低于其进口增长速度（14.7%）

　　从分类别产品看，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所有产品类别上，外资企业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进口增长速度，而内资企业在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上出口增长速度低于进口增长速度, 尤其是在初级产品类上出口增长速度比进口增长速度低14个百分点。

　　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高于进口增长速度可能与所选取的时间段有关，同时也与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地企业建立的产业链有关。外资在进入中国初期，主要是通过引进技术和设备建立生产能力，并大量进口关键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生产，因此进口需求比较大，进口比出口增长快。随着生产能力的建立，对机器设备的需求增长将趋缓，对一些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也可能会随着本地替代产品的出现而逐渐降低。后者实际上就是中国产业内部技术和结构升级的一条有效途径。

　　（二）结构

　　1. 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份额不断上升

　　199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是31.5%和47.7%，2004年提高到了57.8%和57.1%，都超过了中国总进口和出口的一半。从分类产品看，在这10年中外资在初级产品和5类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差异很大，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只提高了6个百分点，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提高了35个百分点。目前外资在中国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约占1/3强，而在资源密集型、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中的出口比重超过了50%，尤其在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占居80%的高份额。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外资企业的出口，中国出口结构在短短10年中迅速向高技术产品的转移是不可能的。

表3　1995-2004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各类别产品出口的份额（%）

　　

	出口		进口
	1995	2004	1995	2004
初级产品	14	33	26	24
制成品
资源密集型产品	28	51	53	64
劳动密集型产品	33	39	66	69
低技术产品	22	38	45	52
中等技术产品	39	58	58	67
高技术产品	45	80	45	7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在进口方面，除初级产品外，外资在5类制成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提高最多的是高技术产品，提高最少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0年前外资进口占总进口比重最大的前10的大产品中占据显要位置的是鞋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今它们都已退出此行列，让位于通讯设备/半导体和精密仪器。

　　从上述10年来外资在中国进出口产品中的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出外资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的贸易结构。

　　2. 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出口结构的变化

　　10年前劳动密集型产品既是内资企业出口最多的产品项，也是外资企业出口最多的产品，从出口比重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外资出口产品中占的比重甚至高于在内资企业出口中的比重。然而10年后，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内资企业出口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产品，高技术产品的份额尽管增加了3个百分点，但与外资企业比起来，差距更大了。相比之下，高技术产品已经成为占外资出口一半以上的第一大类产品，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外资出口的比重减少了23个百分点，已失去昔日的主导地位。尽管缓慢，但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中等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有了较大的变化。

表4   中国分企业出口贸易结构（%）

　　

	1995		2004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
初级产品	7	20	5	13
制成品
资源密集型产品	4	5	5	6
劳动密集型产品	39	37	16	33
低技术产品	7	11	6	14
中等技术产品	14	10	16	16
高技术产品	28	15	52	18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三）效益

　　1.贸易差额

　　与早期重商主义执着地追求货币（金银）的流入一样，追求贸易顺差仍然是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不可忽视的政策目标，贸易收支至今仍然是评估一国贸易效益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论证外资在一国经济中的作用时，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动的收支平衡仍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当考察外资企业是否改善了一国的国际收支时，至少要考虑三个问题。一个是时间因素，另一个是外资企业的导向问题，第三个涉及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地企业的关联程度。就时间因素来说，外资进入初期，为建立必要的生产能力，资本货物的进口需求比较大，进口比较集中，此后资本货物的进口仍会持续，但规模、速度会有所放慢，取而代之的是供生产、加工用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因此，初期外资企业的贸易收支更可能呈现逆差，但到中后期，外资企业的贸易收支能否转变为顺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外资企业的投资导向，另一个是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关联程度。外资企业的投资导向从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角度看，可分为出口导向型和东道国市场导向型。如果一国的外资是出口导向型为主，那么贸易收支实现顺差的可能性就大的多，反之，如果一国的外资主要以开发和占领东道国市场型为主，那么贸易收支实现顺差比较困难。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实现顺差的可能性及大小还取决于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建立的关联程度。关联成绩度越高，外资企业使用东道国的投入就越多，实现顺差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高度依赖母国或其他外国供应商的投入品，即便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贸易收支也很难平衡。

表5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1995			2004
	全国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全国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初级产品	-2203	-3379	1176	-79986	-14095	-65890
资源密集型产品	2630	-371	3002	19236	8253	10983
劳动密集型产品	39228	7803	31425	113925	38172	75752
低技术产品	3661	-1617	5279	23256	4305	18950
中等技术产品	-19566	-14596	-4970	-27451	-27698	247
高技术产品	-9264	-4197	-5066	-22995	2603	-25599
全部产品	16700	-16067	32768	31945	14038	17906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从中国近10年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收支的演变可以观察到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从绝对额看，近10年中国贸易收支差额变化不大，顺差从167亿美元扩大到320美元，净增153亿美元，年均增长7.5%，大大低于同期进出口增长速度。第二，贸易差额的企业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5年中国内资企业实现贸易顺差327亿美元，而外资企业呈现贸易逆差161亿美元。10年后，内资企业实现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规模只有1995年的54.7%，为179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从逆差转变为顺差，2004年实现贸易顺差140亿美元。虽然顺差额仍然低于内资企业，但两者的发展趋势截然相反，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贸易顺差很可能主要源于外资企业。第三，大类产品贸易差额的格局基本未变，但不同企业对贸易差额的贡献有了较大的变化。1995年中国初级产品、中等技术产和高技术产品呈现贸易逆差，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低技术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呈现顺差，10年后这种格局没有改变。1995年内资企业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其顺差的77%），其次是低技术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其逆差产品项是中等和高等技术产品，两者产生的贸易逆差额相当；同年外资企业除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其他类别的产品全部呈现逆差，逆差主要源自中等技术产品（占其全部逆差的60%）。2004年内资企业中等技术产品实现小额贸易顺差，高技术产品依然呈逆差，但最主要的逆差项是初级产品，占内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的72%，高技术产品逆差占28%；外资企业最重要的变化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实现了贸易顺差，但中等技术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逆差扩大，特别是初级产品的逆差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7%，但在逆差总额中中等技术产品逆差占比重较大，占66%，初级产品占34%。

　　上述对比发现，第一，10年前外资企业对中国的贸易收支起着恶化的作用，10年后它对中国的贸易收支顺差起着改善的作用，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越来越强, 外资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的作用也越发显著。与此同时，内资企业创造贸易盈余的能力下降；第二，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10年前如此，10年后依然如此。内资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外资企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速度比同期内资企业高9 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大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第三，在资本品方面，外资企业贸易逆差的规模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内资企业，这说明，在这类产品上，外资企业对本国或其他外国依赖较大，与中国国内企业的关联程度不高；第四，与10年前不同，目前中国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已经不足，不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从国外进口的初级原料，这将成为未来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2. 工业增加值

　　10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结构的改善的作用已不容质疑，但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仍然是一个有待考察和论证的问题。一些国际组织以及贸易专家的研究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所获得的成功不能按表面价值来衡量，理由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中依然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劳动，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扩张并没有伴随着收入和附加值的增长。作为最大的外向型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情况如何？

　　2004年中国出口占GDP 的比重从10年前的21% 上升到了35.9%，同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6%上升到了40%，这表明中国经济迅速国际化的步伐与其工业化的深化几乎是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企业的作用逐渐显现。

　　首先，这10年中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以每年23.5%的速度增长（略低于同期出口24.9%的增长速度），其在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从1995年的15%上升到28%，同期民族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只有13%（略高于其出口11.8%的增长速度），低于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10个百分点。

　　第二， 1995年至2004年外资企业制造业增加值与出口之比的平均值为66（而民族企业为207），可见外资企业出口产品中进口含量非常之高。从趋势看，从1995年到2001年，中国外资企业制造业增加值与出口之比从62已经上升到了 78，但从2002年开始该比值逐年下降，到2004年已降至10来的最低点。这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能力并激发了其出口的潜力有直接的联系，而不是由于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大的下降。

　　第三，在外资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比如电子产业，国内增加值所占份额正在加大。

　　三、结论

　　纵观1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帮助中国创造了新的贸易优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了中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的制约，提高了传统优势部门的效率。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对外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收益取决于不同国家生产不同商品效率的差异。即使在今天，决定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仍然是要素禀赋差异。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突破简单的要素禀赋和“给定”的技术优势，引进稀缺的要素，使之与本国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就有可能使本国的生产从要素驱动阶段迅速转到投资驱动阶段，创造出新的贸易优势。对外开放20多年来，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管理，加快进入了投资驱动增长阶段的步伐。在这一阶段，竞争力并不主要表现在某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上，而表现在生产标准化产品的效率上。目前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既来自某些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也来自投资增加，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两者的结合使中国在某些标准化的大宗制成品的生产上享有独一无二的成本和效率优势，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二是帮助建立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的多元化格局。中国传统的出口优势集中在服装、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部门，但这些部门出口增长的潜力是受到严重制约的。从国际市场看，这些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市场增长缓慢；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国际市场的供应能力迅速增加，竞争加剧；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对来自中国的产品甚至采取了更加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从国内看，一方面，随着这些传统出口产业的持续扩张，边际生产成本呈上升趋势，即随着产量的增加，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就意味着要放弃生产更多单位的其他产品，由于存在边际成本递增情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专业生产一种产品，也不能过分追求传统产业的不断扩张，否则的话，就要面临交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日本著名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家小岛清总结出了比较成本与比较利润对应的原理，认为凡是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行业，其比较利润较高。但被普遍认为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并不具有比较高的利润，这些产业持续扩张已面临困境。

　　因此培育更多的出口产业是中国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的保障，而实现这样的突破首先靠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帮助建立和培育了更多中国原本不具备大规模出口能力的部门，比如信息技术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使这些部门在短时间内具备了接入国际供应链的能力，扩大了这些部门低工资就业规模和出口规模。尽管中国在这些部门的作用仍然定位在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测试等，但这些毕竟是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产品，也是国际贸易中贸易保护壁垒最小的产品。这些非传统的出口部门的迅速扩张开辟了中国低技能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新通道，有效缓解了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纺织服装等）扩大出口的压力，保障了中国出口的持续发展。

　　作者：赵玉敏 研究员 （商务部 研究院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