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描淡写地附和中欧贸易摩擦，浓妆粉饰般地高谈中国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问题，昨日起开始访华的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来回避来自中国媒体的“刁难”。据悉，曼德尔森将同薄熙来就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交换意见。
由于中美贸易顺差相比中欧贸易顺差高出许多，从贸易摩擦的力度上看，中欧贸易摩擦相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体现的较为温和；然而，随着中欧贸易额的不断扩大，中欧贸易间的摩擦呈现出不断升级的趋势，中欧贸易间温和的色彩似乎在不断淡化，本次曼德尔森访华对中欧贸易摩擦问题的低调应付则更加重了人们对双边贸易的担忧。从贸易结构的复杂程度看，由于欧盟是由不同国别所组成的相对松散的经济体，且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导致中欧贸易相对于中美贸易更具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在二方面：一方面，中欧贸易不仅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而且也存在较强的竞争性，中欧贸易对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存在明显的此消彼涨效应。
近年来，欧盟一直是国际市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技术输出经济体之一，这与中国在贸易品种和结构上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但由于欧盟属于由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组成的经济体，其中许多欧盟国家的产品和贸易结构与中国又存在较大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虽然鉴于品牌和技术层次的不同，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错位竞争特征，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品牌建设水平的梯度升级，这种错位竞争的空间逐渐缩小，客观上导致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甚至在某些贸易品领域出现了极端的(如2004年西班牙焚烧中国鞋)暴力行为事件。欧盟内部这种复杂的国别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不仅给欧盟内部利益协调带来了难度，而且影响着欧盟对外贸易政策和立场的稳定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欧贸易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复杂的国别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为欧盟内部贸易的互补性提供了政治保障；然而，欧盟内部基于政治因素的贸易互补性一旦遭遇到如中国等基于较强成本优势的外部冲击时，欧盟内部更容易滋生出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和复杂的内部利益博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摩擦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中欧贸易摩擦则掺杂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
中欧贸易的复杂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欧贸易条件的弹性低于中美贸易条件弹性。这使得求解中欧贸易摩擦的“达·芬奇密码”显得更为复杂和难解。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容，欧盟内部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层次性越来越加深，中欧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可能不断增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欧贸易谈判的回旋空间，同时也将加大欧盟内部利益协调的难度。
对此，我们不难理解本次曼德尔森访华为何低调回应中欧贸易摩擦，而高谈中国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问题的深层因素。显然，在美元走势长期趋低的状况下，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的资本输出经济体之一的欧盟，需要分散投资来规避美元不断贬值所带来的汇率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扩大对华资本输出，不仅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提高其投资收益率；而且一旦欧盟的中小企业顺利进入中国，欧盟中小企业将能够嫁接到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加快其中小企业由产品驱动向技术和品牌驱动的战略转型。由此可见，曼德尔森着重强调中国开放市场准入门槛，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协调和平衡欧盟内部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然而，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则无助于中欧贸易摩擦的缓解。
中欧贸易问题的根源在于欧盟内部复杂的国别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是一种基于成本优势的外部互补性对欧盟内部基于政治保障下的内部互补性产生的一种替代效应。因此，面对中欧贸易问题的复杂性，避免中欧贸易摩擦恶化需要双方采取更为切实的措施。从中国的角度看：通过财政、税收和社会分配体系等制度的改革，激活内需市场；调整出口政策降低外需依存度；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转移产能等措施，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从欧盟的角度看：减缓基于政治因素的内部扩张计划，降低欧盟内部复杂的国别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改善欧盟国家传统的高福利体系，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高福利成本等措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