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381亿美元，2005年达到14221亿美元，增长37倍，贸易总量居世界第3位。然而，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三大问题：（1）出口商品中“敏感性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弱的商品所占比重大，受到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制约不断增加，面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增长空间将趋于缩小；（2）出口商品中需求价格弹性与替代性强的商品所占比重大，国内企业与产品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高，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伴随着贸易价格条件的恶化；（3）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及低环保门槛吸引外资，进而扩大出口，在这一模式中，主要依重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因此，加快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是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化。比照美、日、欧等贸易强国，笔者认为有三条基本标准：一是对外贸易规模大，对世界市场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发展后劲足，能保证实现持续而稳定的增长；三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贸易中获益能力强。有鉴于此，我们要使对外贸易增长服从于结构优化、可持续增长与福利改进这样三大目标。
关于贸易结构
中国的贸易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了出口商品总额中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与此同时却面临着两个“不相关”：一是贸易结构的高度化与比较优势不相关。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在于劳动要素的丰裕及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但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贸易结构的高度化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不相关。在贸易结构迅速高度化的同时，价格贸易条件却呈现出恶化的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相关”呢？中国贸易结构在显著高度化之后再如何升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引入现代贸易结构升级概念：（1）在贸易形态结构上，实现从有形贸易向无形贸易的升级。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与进口总额分别占世界的6.5%与5.9%，而服务贸易的收入与支出总额均只占世界的2.8%。同时服务贸易内部也存在结构升级的问题。（2）在货物贸易结构上，从产业间贸易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了以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的转变；但从产业内贸易来看，中国出口商品中高品质商品所占比重偏低。特别是从产品内贸易来看，尽管出口商品总额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在迅速增长，但大多只是专业化于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因此，中国未来贸易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中实现从低质品向优质品的升级，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中实现由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攀升。（3）在贸易的主体结构上，中国贸易结构的高度化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与加工贸易实现的。中国贸易结构再升级的着力点在于从委托加工或制造的中低端环节向自行设计制造及自主名牌制造的高端转变。
关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及贸易结构的升级，其关键在于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含人力资本）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拥有核心技术，构建市场网络，打造自主品牌，实现从国际产业链低端向高端的攀升。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在于拥有极度丰裕和价格低廉的劳动要素。中国要不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并立足于这一现实优势？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能不能够全面开发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品牌，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关于第一个问题，国内学术界一种观点提出“比较优势陷阱论”，主张以竞争优势理论取代比较优势理论；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动态比较优势论”，坚持仍然以比较优势为立足点。笔者认为，中国如果脱离现实基础，盲目追求贸易结构的片面升级，则有可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领域尚未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下，又放弃了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现实优势，这无疑是拔苗助长。表面上看，中国贸易结构的演进似乎偏离了其比较优势基础，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首先从产业间贸易来看，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这不仅取决于国内资本与劳动等要素存量结构的相对变化，更取决于其相对增长速率的变化，还与国际实物资本的流入显著相关；再从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来看，中国主要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的低质品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其经验实证均能够支持H―O定理。关于第二个问题，国内关注得还很不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不仅其劳动、资本（含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状况相差甚远，而且其市场体制与市场体系的发育及完善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其产业定位都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追求开发核心技术与拥有自主品牌，对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中小城市经济圈来说，则无异于舍本求末。因此，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现实。
关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会凭空产生，必须要以相应的要素结构为基础。因此，有必要将自主创新与圈层升级有机结合起来。
（1）从世界经济的大圈层来看，美、欧、日仍将是创新的发源地，是世界经济圈层的中心。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还只能作为外围国家接收中心国家的产业转移。但中国可以抓住机遇实现“国内优势与国外优势的动态嫁接”。中国在劳动要素方面存在显著优势，而中心国家在非劳动要素如资本、技术方面存在显著优势。由于资本与技术在国际间的流动性大于劳动，因此，对外开放的结果是：通过大量吸引中心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中国在非劳动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趋于降低，而在劳动要素方面的显著优势仍然得以维持。通过这种动态嫁接，可以使中国在一些自己原本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结构的“蛙跳”（Leapingfrog）升级。
（2）从国内区域经济圈层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要素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资本要素的稀缺程度已大大降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技术开发能力都较强，市场制度及市场体系（尤其是要素市场）得到了较好的发育。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则存在着显著的劳动资源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实现“东部地区优势与中西部地区优势的空间重组”。一是在产业间分工体系中，东部地区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在产业内分工体系中，东部地区发挥其资本（含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主要专业化于优质品，而中、西部地区则发挥其在劳动、土地等资源方面的优势，主要专业化于低质品；三是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东部地区主要专业化于研发、营销与管理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
（3）从国内城市经济圈层来看，上海、北京、广州一类的中心城市与一般的中小城市在贸易升级与自主创新中的定位是不同的。从国际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来看，往往是以大中城市为枢纽，以卫星城市为节点，以市场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为纽带，通过不同经济圈层的产业定位，实施梯度升级。第一圈层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作为金融、交通、信息、技术与人力资本枢纽的大城市，其定位应以高附加值服务业（如金融、文化、技术信息服务等）为主，专业化于经营管理、产品设计、核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与拓展等价值链环节，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城市经济”；第二圈层以卫星城市为依托，承接中心城市一般制造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转移；第三圈层以广大乡镇为依托，形成零部件与零配件、特色小商品、农产品的加工基地。（胡均民 张亚斌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广西电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