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异常引人注目。截至2005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8189亿美元，比上年劲增2090亿美元。这是继2004年以后又一个增幅超过2000亿美元的年份。进入2006年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长的继续推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至2月底攀升至8536亿美元。与日本同期85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相比，高出大约35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外汇储备规模如此快速地扩大虽然并不出乎意料，但对其经济影响进行全面审视无疑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紧迫性。如同任何经济现象一样，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它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对外清偿能力，增强货币当局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能力，同时为正在进行的贸易和金融改革(特别是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条件，减少这些改革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另外，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除少数年份外，我国国内需求总体上较为疲软，甚至在较长时期内为通货紧缩所困扰。过去几年里，通过外汇储备积累而实现的基础货币供给，对于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然而，巨额外汇储备的积累，也产生或蕴涵着一些消极影响。首先，机会成本显著上升。积累外汇储备意味着原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没有得到适当的利用，这显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发展的潜力。如果考虑到每年仍在大规模引进各种外国私人资本，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却最终转化成了外汇储备，那么，这85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实际成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会更高。其次，汇率风险不容低估。美国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逆差使得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差不多成为一个必然事件。一旦美元发生大幅度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势必遭受重大损失。虽然调整储备货币构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美元贬值风险，但由于全球任何其他地方的债券市场规模都无法同美国的债券市场相提并论，而这意味着要想对巨额的美元外汇资产进行及时的币种构成调整在技术上将十分困难。因此，可以认为，伴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笔资产的风险正在显著加大。再次，正如2003年曾经出现的情形那样，在宏观经济过热的时候，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可能推动货币的过多投放，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就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而言，外汇储备增加的作用其实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特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当面临通货紧缩的时候，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基础货币供给的增加，从而更多地显示其积极影响；而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外汇储备的增加则可能加剧通货膨胀，从而显示其消极影响。目前，我国大部分工业能力出现过剩，通货紧缩的压力仍然时隐时现，因此，尽管存在其他不利影响，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对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积极影响大概不能低估。甚至可以相信，在未来一个时期，除非宏观经济转向过热，我国的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仍然具有其合理性。
当然，考虑到外汇储备继续增加所隐含的其他消极后果，有关当局还是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阻止其过快增长，并逐步减少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
第一，继续有效扩大内需。通过加快养老金、住房和教育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促进居民消费，从而降低过高的国民储蓄率。高储蓄率和高外汇储备是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现象。一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实质上就是大量地向别国输出多余的国民储蓄。如果内需得到有效提升，国民储蓄率相应降低，那么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同时，内需的扩大，也会大大减少我国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
第二，以国际收支平衡为政策目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减少乃至消除贸易顺差。在维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下，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直接结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增加。而为了减少国际收支顺差，一个有效途径将是减少贸易顺差。为此，从操作层面看，应尽快调整对出口部门和企业的过度激励措施(如继续降低出口退税比率)，彻底改变将创汇数量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依据的做法。
第三，继续审慎对待资本账户自由化，防止资本账户顺差的过度积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相关经验表明，过快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特别是资本流入管制的完全解除)，很可能导致外国资本的过度流入，进而导致资本账户和整个国际收支顺差的过度积累。在维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下，这种顺差直接形成了外汇储备的加速积累。为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应避免过快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资本管制。根据当前的国际收支状况，在未来几年内，我国尤其需要保持对资本流入的有效控制，基本停止推出任何新的资本流入自由化措施。同时，逐步减少直至完全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改变地方政府将引资作为其政绩考核依据的不恰当做法。
第四，选择性地加大放松私人资本流出管制的步伐。从恢复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适当放松某些资本流出项目的管制将具有比较明显的意义。为了防止因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国有资产海外流失，现阶段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可能主要应当以放松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为主。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输出国，但其基本特征是以外汇储备积累的方式输出官方资本。适当鼓励私人资本的输出，一个潜在的意义是实现官方资本输出与私人资本输出的适当转化，这不仅有利于恢复国际收支均衡，也有利于减低官方资本输出的经营风险。
最后，选择适当的时机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一个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可以对我国的国际收支进行更为经常性的调节，从而避免外部失衡的长期积累，其中包括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过快增长。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