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外贸增长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但中国的外贸增长依然面临十大新考验。
第一，经常项目的巨额失衡，是外贸保持稳定增长最大的短期风险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前7个月，我国初级产品逆差达538.8亿美元，约为2004年初级产品逆差总额的七成；工业制成品实现顺差1040亿美元，与2004年全年工业制成品顺差持平(1087亿美元)；前7个月的外贸顺差为500多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贸易顺差。
经常项目的巨额失衡，是我国外贸增长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由于国际原材料和石油价格不断上扬，纺织品出口井喷和价格下降，初级产品巨额逆差和工业制成品巨额顺差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根据《贸易与发展报告》，2000~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6%左右。2003~004年，各类产品的贸易条件全面恶化，燃料等初级产品和纺织品均如此。2003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1%，2004年这一比重扩大为2.1%。
第二，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有可能快速超过100%
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担忧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论调迭起。但根据笔者测算，外贸年增长率按20%、GDP按8%计算，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将达到107%，如果外贸增长率保持15%，2010年外贸依存度将超过100%，如果以10%的增长率(1980~2004年的25年间，我国有10个年份外贸增长超过20%，15个年份超过10%)进行计算，201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80%强。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的外贸增长来说无疑会构成新考验。
第三，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摩擦频频
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特保条款和贸易政策过渡性审议机制条款，是未来10年内影响我国发展的三个重要条款。以反倾销为例，1995年至2004年底，WTO成员方反倾销共立案2646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411起，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据WTO统计，2004年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案金额共12.6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几乎涉及所有我国具备出口竞争力的产品类别。
贸易摩擦高发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我们高度关注发达国家对我国频频发起贸易争端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趟浑水。印度对中国反倾销立案达76例，是所有国家中，对其他国家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对华反倾销立案40例，土耳其为34例，两国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的57例和欧盟的52例。
第四，外贸增长的财政负担成本不断上升
2004年中国外贸增长背后，是高达4200亿元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中央和地方新的出口退税分担机制，使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大。1999~2004年我国出口退税年均增长32.1%，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出口退税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年均增长缺口，超过10个百分点。外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必然加大国家财政负担。1999~2004年，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均不高，略高于20%的仅有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和重庆五个省市。当前的出口退税机制将带来出口增长越快、地方政府负担越重的问题，因而长期内，地区间不平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第五，外贸增长的资源成本上升
《贸易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生产活动中的石油消耗密度，比经合组织平均值高出一倍，资源性、能源性产品进口激增。多种战略资源，如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高达55%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品中高物耗、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比例和增幅还很高。
出口高能耗和进口资源依存度急剧上升的双重压力，可能造成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当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产品上，一旦贸易摩擦全面转移到我国大量进口的资源、能源性产品上，则损害比当前的贸易摩擦更为严重，贸易模式可能发生激变；二是高能耗产品大量出口，使国内的资源供给脱节，自给率不断降低，更加突出了对外部资源供给的依赖。
《报告》称，未来的能源进口量，将取决于两种互逆趋势的此消彼长：一方面，工业化、生活水平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将使能源用量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采用节能技术的巨大潜力。无论如何，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可能会继续大于今后的国内供应增长速度，对外依存度将继续上升。
第六，外贸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本上升
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出口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废物进口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中国塑料垃圾、废铁、废纸的进口量，分别是1990年的125倍、50倍和21倍。虽然目前废物进口量在进口总额中仅占据较小比重，但负面影响很明显，尤其是存在着很多废物进口走私活动。由于环境恶化的代价，无法显示在产品交易的成本中，因此外贸增长过程伴随着“外部性”。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未来时期内，将环境可持续性融入外贸增长政策之中。
第七，外贸发展战略亟待转型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要实现四个升级或转型：一是商品贸易战略向服务贸易战略转型。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中国是一个商品贸易大国，服务贸易规模却不突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我国这一比例仅为9.6%。 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制约于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3.3%，位列世界100位之后；二是出口战略向动态平衡的外贸战略转型。未来一段时期内，“弱势出口贸易政策”和“弱势进口贸易政策”相结合，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趋向。对于进出口，应采取动态平衡的外贸战略，重视进口的作用；三是实现加工贸易战略转型；四是多边合作战略向多边、双边合作战略相结合转型。
第八，需加快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促进贸易增长
当前，美国、日本、欧盟、印度等大国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热衷程度，不亚于20世纪其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争夺，对我国形成强烈的制衡影响。中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绝不能“置身事外”，而应该“作用其中”，以组建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契机，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争取更多的战略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也是实现贸易强国的客观需求。
从字面上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重视区域市场，以区内市场替代区外市场，是和外向型经济相左，其实不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强调的是在现有贸易量基础上，与贸易伙伴达成更紧密、优惠的、自由的贸易机制，从而带来贸易量的增长。市场多元化则强调探索新的消费市场和争取更多的贸易伙伴，其目的也是寻求外贸出口市场。
从增加贸易量这一根本目的来看，二者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它不仅有利于巩固原有出口市场，而且是对原有出口市场的不断拓展。从我国外贸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有必要将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到战略高度，真正地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并重起来，因为二者是获得外贸增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第九，进口资本品来源地发生转向，外贸增长出现低度化倾向
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的迅速提升，使得外贸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凸现。国外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任何贸易政策，如果使一个发展国家机械设备的进口，从高知识储备的国家转向低知识储备的国家，就会损害经济增长。以资本品的进口情况来考察。1995~2002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资本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美国次之。1995年欧盟12国占我国资本品进口的比例为29.1%，2002年降低到17.3%。在亚洲，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所占比重为3.5%，2002年上升到11%。韩国的表现同样突出，2002年成为我国资本品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如果以R&D投资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水平，我们发现，欧盟整体水平约为美国投资规模的2/3，日本、韩国合起来约占美国的1/3，东盟的整体投资水平较低。因此，中国资本品进口来源地转向现象，或许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是不利的。
第十，缺乏出口产业“技贸相长”的良性机制
在我国外贸发展历程中，出口产业面临着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基准的两难选择难题。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地上升，才会带来动态的贸易利益。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带给我们的只能是静态的贸易利益。不同的出口产业需要自己特定的发展标准，只有促进出口竞争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配合，才能保证出口产业进入一个“技贸相长”的良性循环，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这也是战略机遇期内我国外贸发展的最终取向。
不过，由于我国产业自身的特征，绝大多数产业尚不属于这一类型。鉴于当前我国出口产业面临的两难选择困境，应该给予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家具制造业及文教体育办公用品等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支持，给予石油天然气相关的行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及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提升出口竞争力”的政策支持，培育“技贸相长”的机制，使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国际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