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外贸增长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但中国的外贸增长依然面临十大新考验。
第一,经常项目的巨额失衡,是外贸保持稳定增长最大的短期风险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前7个月,我国初级产品逆差达538.8亿美元,约为2004年初级产品逆差总额的七成;工业制成品实现顺差1040亿美元,与2004年全年工业制成品顺差持平(1087亿美元);前7个月的外贸顺差为500多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贸易顺差。
经常项目的巨额失衡,是我国外贸增长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由于国际原材料和石油价格不断上扬,纺织品出口井喷和价格下降,初级产品巨额逆差和工业制成品巨额顺差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根据《贸易与发展报告》,2000~2004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6%左右。2003~004年,各类产品的贸易条件全面恶化,燃料等初级产品和纺织品均如此。2003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1%,2004年这一比重扩大为2.1%。
第二,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有可能快速超过100%
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担忧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论调迭起。但根据笔者测算,外贸年增长率按20%、GDP按8%计算,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将达到107%,如果外贸增长率保持15%,2010年外贸依存度将超过100%,如果以10%的增长率(1980~2004年的25年间,我国有10个年份外贸增长超过20%,15个年份超过10%)进行计算,201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80%强。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的外贸增长来说无疑会构成新考验。
第三,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摩擦频频
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特保条款和贸易政策过渡性审议机制条款,是未来10年内影响我国发展的三个重要条款。以反倾销为例,1995年至2004年底,WTO成员方反倾销共立案2646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411起,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据WTO统计,2004年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案金额共12.6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几乎涉及所有我国具备出口竞争力的产品类别。
贸易摩擦高发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我们高度关注发达国家对我国频频发起贸易争端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趟浑水。印度对中国反倾销立案达76例,是所有国家中,对其他国家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对华反倾销立案40例,土耳其为34例,两国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的57例和欧盟的52例。
第四,外贸增长的财政负担成本不断上升
2004年中国外贸增长背后,是高达4200亿元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中央和地方新的出口退税分担机制,使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大。1999~2004年我国出口退税年均增长32.1%,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出口退税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年均增长缺口,超过10个百分点。外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必然加大国家财政负担。1999~2004年,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均不高,略高于20%的仅有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和重庆五个省市。当前的出口退税机制将带来出口增长越快、地方政府负担越重的问题,因而长期内,地区间不平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第五,外贸增长的资源成本上升
《贸易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生产活动中的石油消耗密度,比经合组织平均值高出一倍,资源性、能源性产品进口激增。多种战略资源,如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高达55%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品中高物耗、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比例和增幅还很高。
出口高能耗和进口资源依存度急剧上升的双重压力,可能造成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当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产品上,一旦贸易摩擦全面转移到我国大量进口的资源、能源性产品上,则损害比当前的贸易摩擦更为严重,贸易模式可能发生激变;二是高能耗产品大量出口,使国内的资源供给脱节,自给率不断降低,更加突出了对外部资源供给的依赖。
《报告》称,未来的能源进口量,将取决于两种互逆趋势的此消彼长:一方面,工业化、生活水平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将使能源用量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采用节能技术的巨大潜力。无论如何,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可能会继续大于今后的国内供应增长速度,对外依存度将继续上升。
第六,外贸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本上升
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出口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废物进口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中国塑料垃圾、废铁、废纸的进口量,分别是1990年的125倍、50倍和21倍。虽然目前废物进口量在进口总额中仅占据较小比重,但负面影响很明显,尤其是存在着很多废物进口走私活动。由于环境恶化的代价,无法显示在产品交易的成本中,因此外贸增长过程伴随着“外部性”。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未来时期内,将环境可持续性融入外贸增长政策之中。
第七,外贸发展战略亟待转型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要实现四个升级或转型:一是商品贸易战略向服务贸易战略转型。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中国是一个商品贸易大国,服务贸易规模却不突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我国这一比例仅为9.6%。 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制约于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3.3%,位列世界100位之后;二是出口战略向动态平衡的外贸战略转型。未来一段时期内,“弱势出口贸易政策”和“弱势进口贸易政策”相结合,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趋向。对于进出口,应采取动态平衡的外贸战略,重视进口的作用;三是实现加工贸易战略转型;四是多边合作战略向多边、双边合作战略相结合转型。
第八,需加快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促进贸易增长
当前,美国、日本、欧盟、印度等大国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热衷程度,不亚于20世纪其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争夺,对我国形成强烈的制衡影响。中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绝不能“置身事外”,而应该“作用其中”,以组建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契机,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争取更多的战略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也是实现贸易强国的客观需求。
从字面上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重视区域市场,以区内市场替代区外市场,是和外向型经济相左,其实不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强调的是在现有贸易量基础上,与贸易伙伴达成更紧密、优惠的、自由的贸易机制,从而带来贸易量的增长。市场多元化则强调探索新的消费市场和争取更多的贸易伙伴,其目的也是寻求外贸出口市场。
从增加贸易量这一根本目的来看,二者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它不仅有利于巩固原有出口市场,而且是对原有出口市场的不断拓展。从我国外贸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有必要将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到战略高度,真正地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并重起来,因为二者是获得外贸增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第九,进口资本品来源地发生转向,外贸增长出现低度化倾向
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的迅速提升,使得外贸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凸现。国外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任何贸易政策,如果使一个发展国家机械设备的进口,从高知识储备的国家转向低知识储备的国家,就会损害经济增长。以资本品的进口情况来考察。1995~2002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资本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美国次之。1995年欧盟12国占我国资本品进口的比例为29.1%,2002年降低到17.3%。在亚洲,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所占比重为3.5%,2002年上升到11%。韩国的表现同样突出,2002年成为我国资本品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如果以R&D投资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水平,我们发现,欧盟整体水平约为美国投资规模的2/3,日本、韩国合起来约占美国的1/3,东盟的整体投资水平较低。因此,中国资本品进口来源地转向现象,或许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是不利的。
第十,缺乏出口产业“技贸相长”的良性机制
在我国外贸发展历程中,出口产业面临着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基准的两难选择难题。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地上升,才会带来动态的贸易利益。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带给我们的只能是静态的贸易利益。不同的出口产业需要自己特定的发展标准,只有促进出口竞争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配合,才能保证出口产业进入一个“技贸相长”的良性循环,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这也是战略机遇期内我国外贸发展的最终取向。
不过,由于我国产业自身的特征,绝大多数产业尚不属于这一类型。鉴于当前我国出口产业面临的两难选择困境,应该给予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家具制造业及文教体育办公用品等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支持,给予石油天然气相关的行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及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提升出口竞争力”的政策支持,培育“技贸相长”的机制,使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