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暴跌是近一段时间的热词。相比近40年来的几次油价暴跌，唯有这一次，是需求和供给两相夹击造成，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式蔓延，叠加沙特和俄罗斯主导的“维也纳联盟”破裂，引发原油价格暴跌。这就意味着，油气进口作为连接供给侧（产油国）和需求侧（中国市场）的桥梁，将面临“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境地。这或许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专家表示，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极有可能引发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甚至可以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那么，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我国油气进口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三大挑战
作为“全球化”代表性的产业，油气进口与贸易需要全球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作支撑。在这种复杂环境下，我国油气进口将要面临三大挑战。
如何执行好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将在今明两年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524亿美元。目前，中国的煤炭相对充足，基本不需要从国外进口，能从美国大量进口的就是原油、天然气及LNG和一部分石化产品。然而，疫情使国内油气需求急速下降，油价暴跌又使我国油气企业经营困难，这些变相增加了我国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的难度。特别相对于俄罗斯、卡塔尔等其他渠道的能源产品，包括LNG现货产品，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原油和LNG并没有价格优势，这些都增加了履约的难度。然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约到位度，事关中美关系的大局。由此，国家的战略性压力和企业的经济压力如何平衡，是一个难题。
如何有效降低油气进口“照付不议”长约合同下的巨额成本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国际油气进口与贸易通常是买签订“照付不议”的长约合同。2005年以来，以三大石油央企为代表的中国油气企业，与国外卖家签订了一批长约合同。据不完全统计，上述长约合同下的年天然气进口量达到1200亿立方米左右，LNG年进口量达到4500万吨左右。全部折算成天然气后，天然气年进口总量达到1800亿立方米。这部分“长约气”大多是在2014年之前的高油价背景下签订的。而现实是，按照2019年我国进口天然气1370亿立方米需求，即便全部用来进口长约的“高价气”，也满足不了在全部履约情况下的长约合同要求。前段时期，有石油央企果断对长约合同的卖家（道达尔、壳牌等）说“不”，提出因重大疫情“不可抗力”影响必须对长约合同进行价格复议。我们也必须举全国全行业之力力挺价格复议。否则，高价进口气带来的高成本，将是中国油气企业身上的重大“出血点”。
如何平衡进口和国产，特别是进口天然气和国产天然气问题。过去几年，我国自产天然气量占国内消费总量的60%左右，进口量占40%左右。国产气和进口气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保障供应和能源安全的作用。但区别在于，进口气如前所述，属于“高价气”，在国内消费市场上常常出现“价格倒挂”现象，由此带来的损失主要由石油央企承担。但这部分进口气必须有，特别在冷冬供暖、能源转型、低碳环保等刚性压力下，进口气就显得更加必要。而2019年年底以来的暖冬减量、疫情带来的消费降速，叠加超低油价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导致进口气与国产气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国产气的综合效益明显好于进口气，低景气周期更需要大规模开发国产气以提振国内生产和低价供应。
三大机遇
虽然有三大挑战，但是本着“危中有机”“识危见机”的思路，依旧可以找到我国油气进口面临的机遇，转被动为主动。
彻底扭转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的被动局面。长期以来，我国“能源安全”问题一直存在。最近几年，面对持续攀升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能源安全更加甚嚣尘上。而现阶段，我们自己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自身也有资源，我们还拥有超越能源安全层面的日益提升的全球影响力。此次疫情，尽管中国第一个遭难，但我们通过“自我救赎”成为第一个走出疫情阴霾的大国，估计也是第一个经济快速恢复增长的大国。面对这样的“好光景”，我们没有理由任凭那些油气出口国家对我们说“不”，我们应该对它们说“不”。必须抓紧时机，彻底扭转我国进口油气的“高价模式”，必须破除“亚洲溢价”的魔咒，必须通过价格复议等手段重谈合作。
大幅降低我国油气进口的外汇支出。2019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突破5亿吨大关，天然气进口量超过1350亿立方米。若按过去三年，我国年均进口4.5亿吨石油、1200亿立方米天然气，按平均进口油价60美元/桶、气价150美元/千立方米测算，我们年均支付的原油进口成本为1971亿美元、天然气（含LNG）180亿美元，两者合计差不多2150亿美元。这相当于五个土库曼斯坦GDP的规模（2018年土库曼斯坦的GDP为407亿美元），而土库曼斯坦近10年来一直是我们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若我们利用当下的机会窗口，通过合同重新谈判，确定新的计价公式，有效降低油气进口单价，那么能够节约的国家外汇额度要以数百亿美元来计算。
借机构建公平公正的油气交易定价机制。2018年3月，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原油期货挂牌交易。目前，其成交量已经超过了迪拜、东京、新加坡石油交易中心，在亚欧消费市场的价格基准作用将越来越强。原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有效规避汇率风险，摆脱对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除中俄实现人民币原油贸易结算外，中国与中东国家也签署了以人民币原油期货计价的进口协议。此外，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也陆续建立和运营。油气期货的背后是“金融权力”。金融权力表现在原油期货交易上，就是“发现”价格的能力，是确定石油“标杆价格”的权力。当前超低油价环境下，我们应该加速构建符合中国石油天然气市场预期且相对公平公正的油气进口与交易机制。
总之，作为连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桥梁，油气进口与贸易是渠道、是方法，方式方法是否公平合理，决定了结果是否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