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贸易战”来看“贸易战”，短期中它就是一个“贸易战”而已，你很难算清“贸易战”的成本。如果我们采取跳出“贸易战”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当下的中美“贸易战”，我们就可以努力看清“贸易战”可能引发的中长期变局和风险，找出有效的措施，从而把“贸易战”的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并寻求出新的发展机遇。
特朗普的“三无”自贸政策
什么是跳出“贸易战”的思维方式呢？大概有两点。第一、放在全球视角看 “贸易战”会带给世界贸易、投资格局什么变化，从而看清我们应该站在何处才能确保未来离世界的中心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第二、“贸易战”短期中肯定会痛，但中长期我们应该靠什么来降低、甚至对冲“贸易战”的风险及其带来的成本，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出一个更平衡、更有能力抵抗外部冲击的经济体系。
历史表明，大规模的“贸易战”没有赢家。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就是惨痛的教训。1930年美国出台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3000多种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欧洲各国也采取了报复性行为，“以邻为壑”的逆周期贸易政策盛行，导致1932年全球贸易量不足1929年的50%，美国50%以上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25%。这种政策既没有实现稳定国内经济的目标，也没有实现金本位下的外部平衡目标。
但双边的贸易冲突是有赢家的。美国为了减少对日本的贸易逆差，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卢浮宫协议”，使得美元相对于日元既达到了贬值的目的，又达到了贬值后基本稳定来维持美元体系的目的。贬值的美元在较大程度上帮助美国在1990-1991年基本实现了经常账户外部平衡。这两个协议的重要特征是：美国没有对国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施加任何额外的约束，就达到了美元贬值和经常账户改善的目标。美国是明显的、事实上的赢家。
以史为鉴，今天的中国不会重复日本昨天走过的道路，才被迫和美国打“贸易战”。特朗普这次发起“贸易战”之目的不单纯是，既要调节美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其深层次的目的是以贸易战为手段，着手改变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下通过谈判达成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以遏制美国在全球相对地位下滑的态势。
特朗普的真实目的促使我们跳出“贸易战”来看“贸易战”，以全球视角审视“贸易战”将带给世界贸易、投资格局的变化：特朗普要改变现有WTO框架下考虑到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待遇，比如允许的市场开放度、出口退税等。特朗普认为这对美国不公平，对中国有利。特朗普要推行他的“无关税、无壁垒和无补贴”的“三无”自由贸易政策。7月份签订的欧日自贸协议，和正处于讨价还价阶段的美欧自贸协议即是例证，尽管“三无”自由贸易政策不可能被全面采纳和推广。
要充分认识到，特朗普这次调整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以往降低贸易逆差的方式有所不同。整个80年代，美国都在用美元贬值为威胁手段来调整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贸易逆差，当然其中也有贸易摩擦，但最后都采用了以顺差国货币升值为手段来调整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因为特朗普要改变的是二战以来延续至今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认同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降低贸易战的成本和风险
“三无”自由贸易政策看似公平，实质是很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因为脱离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来空谈自由贸易本身就是“丛林法则”的体现。因此，中国必须坚定维护多边体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体制的协商与改革，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合作，降低特朗普通过美欧以及欧日自由贸易协定方式去割裂统一多边体制的程度。对于既成事实的“贸易战”，采取“防御性”的贸易冲突处理策略：积极接触，就事论事，寻找交集，以务实策略去应对特朗普的务实主义行为。积极推进自贸区协议，积极寻求与发达经济体就自己可承受的行业签订自贸协议，或者通过谈判寻求实施自贸协议的“过渡期”，进一步融入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体系，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
如何降低“贸易战”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一般来说，“贸易战”的成本取决于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的水平。一个经济体如果拥有健全的产业体系、较快的经济增长、内外部比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和恰当的资产价格估值体系，“贸易战”就不会引发资本大规模外逃带来的汇率“超调”，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价格塌陷和通胀，就不会给国民经济体系带来过大的冲击。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生产能力不用置疑。但内外部不平衡发展的模式决定了增长存在一定的宏观脆弱性。1980年代以来，每一次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外需的大幅度萎缩）都需要通过扩内需来维持增长和就业，导致经济面临政策刺激、通胀、紧缩的过短时间的循环，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2009年反危机以来，这种政策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2018年中国正式提出 “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就推动经济增长的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最朴素含义至少包括两条：一是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能赚到钱，钱才能自愿进入实体经济；二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才会有国民健康和产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构成的市场才有健康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并不是加大投资，走重复举债投资的老路，而是减税，尤其是进一步降低增值税，达到“一石三鸟”的作用。降低企业负担、减少出口退税（补贴）、吸引外资进入，“筑巢引凤”的策略并没有过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起征点来扩大国内消费。财政政策可以提高对财政赤字跨期平衡的容忍度，以更大的视角、勇气和担当来面对中国经济面临中长期问题。要强化法制的威信和严肃性，对于“有毒”产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另一方面，要控制“贸易战”引发的资产价格存在过度重估的风险，根本是要改变中国经济中金融“脱实向虚”的态势。中国未来是要靠制造业立国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金融“脱实向虚”不改变，未来还会出现更大的资产价格风险。对房地产市场来说，一定要严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要贯穿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制定。房价大跌也会对金融体系和社会财富造成剧烈冲击，“稳房市”政策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一个中期水平上去发挥房地产吸纳资金存量的作用，既然它已经吸纳了大量资金。
对于股市，要从中长期改变全社会融资结构，必须是“温股市”的格局才能有利于推进融资格局的改变。从汇率市场来看，贸易冲突发生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了8%左右。要防止人民币“超调”引发新争端，必须维持理性的“弱汇市”态势，不让市场形成持续贬值的预期。
OECD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18年1季度美国对外投资为负1450亿美元，为2005年1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值，主要是因为美国母公司将外国分公司的获利大量汇回国内。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增长预期和避险情绪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带来美国股市持续的资本流入。因此，稳定跨境资本流动是有效避免资产价格出现过度重估风险的重要手段。“稳房市、温股市、弱汇市”的格局，可能是避免“贸易战”引发资产价格出现过度重估风险的现实选择，也有利于降低“贸易战”带来的成本。
2018年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众多挑战之一，无法回避。大的风雨会带来寒意，带来痛楚；大的风雨也会带来清醒，让我们更好地看清风雨洗礼中的自己。因为大的风雨过后，会看见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