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7月3日发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刚刚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是由两国的结构性缺陷所致，这在特朗普上台前早就存在。在全球秩序多极化发展背景下，它还反映了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趋同。拔除中美贸易战引信，两国应互有让步，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布什就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多年来，全球经济风险更加不详，中美告别合作的原因从未得到解决。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对美国领导人提出三个长期问题：失业、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威胁。
失业被视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美国通常通过倡导人民币升值寻求补救。但这是错误的，汇率只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因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多极世界的现状。1985年广场协议推高了日元，美国从日本买入减少，但从其他国家买入更多，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基本保持不变。
美中贸易不平衡源于结构性缺陷。中国的缺陷包括社会安全体系薄弱导致储蓄率高企，以及国家银行系统的落后降低了投资并限制了多余资金外汇。对美国而言，军费开支飙升和频繁减税为贸易逆差创造了经济条件，而无效的调整方案只会加剧贸易对就业的影响。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痴迷是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银弹”，仅仅转移了对实际原因的关注。
关于技术竞争。几十年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合资企业进行知识转让，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许多美国企业抱怨“被迫”分享技术。这种不满的声音过于响亮，以至于技术“盗窃”成为比贸易逆差更大的问题。
但所涉及的企业都是自愿参与的，“强迫”和“盗窃”等术语都是“红色的鲱鱼”。此外，外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常在中国享有垄断价格。在没有反托拉斯协议的情况下，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方通过“受害者”动员报复来解决贸易纠纷。随着美国政府现在代表美国公司采取行动，中国的产业政策将需要相应改变，特别是在欧洲政府步美国后尘的情况下。
目前美国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最突出：第一，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脆弱感增强；第二，中国目前从外国公司收购的是前沿技术。虽然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霸主（它的崛起与印度相同），但美国仍然感受到中国快速增长的地缘战略存在的威胁。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问题：国家安全。支持对技术转让的愤怒是一种认识，即美国的聪明才智有朝一日会被用来对抗美国。但这也可以解决。美国可以加强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程序。随着CFIUS对外国合作伙伴关系类型和需要联邦政府批准的交易的更多投入，美国可以降低技术反弹的风险。
随着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霸权时代转变为多极化时代，重叠的势力范围将增加经济和政治摩擦。全球繁荣要求维护和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只有确保地区大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克林顿认为，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双方是战略伙伴。但在研究和开发等其他领域，布什的“竞争对手”标签更为贴切。为弥合这一分歧并缓和紧张，领导人必须建立互信。
对中国而言，尽管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更加互惠。它还可能意味着向更多外国公司提供国民待遇，并在符合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放宽对外国收购中国公司的限制。
至于美国，它应该停止将战略竞争（通常是零和游戏）与经济竞争（在短期内可能是零和，但从长远来看创造双赢结果）等同起来。国家经济活力和复原力来自允许国际竞争，而不是永久地隔离国内高科技公司。除非双方开始区分经济和战略竞争，否则美中贸易战将不会在圣诞节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