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芬兰
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已达“天花板”的基础上再创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票仓颜面尽失，因而对华恼羞成怒。这为已然焦灼的中美贸易摩擦又添了一把柴，也为美国再祭保护主义大旗增加了说辞。对此，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入分析了特朗普错误的贸易理念与政策体系，并指出：美国长期商品贸易赤字是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体地位的反映。特朗普坚持打贸易平衡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不是贸易本身的问题。
必须颠覆特朗普错误的贸易理念与政策体系
去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署向国会提交的《2017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称：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3170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48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其中对中国的逆差从819亿美元增加到3340亿美元。其导致的后果是就业减少，工业生产增长大大放慢，且中产阶级收入下降。
何伟文指出，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议程是基于其错误的理念，即美国经济问题在于就业，就业的问题在于逆差，逆差的原因在于“不公平贸易”；美国社会问题在于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的原因是贸易，贸易问题的原因是“不公平”。将这些坐标交叉，最后聚焦都是中国。“特朗普‘逆差—失业—贫富差距’论是胡扯。”何伟文认为，其因有五：
其一，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剧增在中国入世前，而中国入世后逆差总量增长放慢。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数据计算，1990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为1110.37亿美元，2000年攀升至4524.14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307.4%；2016年增长至7354.62亿美元，16年增幅为62.6%。
其二，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与贸易逆差变化没有关联。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数据计算，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翻了两番，但制造业就业总数没有什么变化。因此，逆差激增并不影响就业。中国入世后的15年中，仅以2009年为例，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了3126.17亿美元，减幅为38.3%。但制造业就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减138.9万人。可见，就业减少的原因不是贸易逆差变化，而是经济衰退。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全球商品贸易逆差仅增长了1.4%，非农部门就业总数增加了8.3%，净增1156.7万；其中制造业增加了7.5%，净增107.2万，达到1540.8万。因此，制造业就业变动与逆差变动找不到关联。
其三，美国工业生产增长放慢的原因是金融危机，不是贸易逆差。上世纪90年代美贸易逆差与工业生产同时大增。贸易逆差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翻了两番，但工业生产在1992年~2000年八年间累计增长52.8%，年均增长5.4%，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2002年~2007年工业生产累计增长14.9%，年均增长2.3%，而贸易逆差累计增长78.8%。2010年~2015年，美制造业持续六年累计增长15%，年均增长2.3%，贸易逆差也大增48%。与此相对的是，2001年因经济衰退造成美制造业生产下降3.7%；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制造业生产剧降17.9%，贸易逆差也大幅下降了37.7%。可见，生产增长大幅放慢的罪魁祸首是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贪婪和政府监管失败的后果，而不是国际贸易的错。
其四，就业相对减少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是国际贸易。计算机及电子部门是技术进步最快的领域。据美国商务部和劳工部数据，2011年~2016年，该领域生产率提高了52.9%，就业则从126.7万人减少到121.5万人，减少4.1%。
其五，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是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政府政策缺失，也不是国际贸易。据美国官方统计，2000年~2016年，美国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23.8%。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为什么下降？因为增长的收入都跑到极少数富人腰包里了。据美国《商业内幕》援引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2013年，全美个人收入增长量的85.1%进入了最富的1%家庭。美银美林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最富的0.1%的家庭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22%，与90%的家庭所占家庭财富总和相当；近30年来，90%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总收入中的比重从36%降至23%。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表明占有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依靠资本运作收入的群体比依靠劳动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快得多，这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政府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等杠杆进行调节，但美国政府对富人征税很低，有意让他们暴富，而不管90%的民众疾苦。因此，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下降与国际贸易实在扯不上关系。
贸易赤字是美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反映
“美国长期商品贸易赤字是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体地位的反映，是一种客观规律，不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何伟文分析称，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2016年美国在下列主要领域有贸易顺差：农产品（294.94亿美元）、石油和煤炭产品（252.29亿美元）、废品废料（121.96亿美元）、矿产品（76.06亿美元）和纸张（36.56亿美元），表明美国在农业和资源性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原油和天然气领域有巨额逆差（882.18亿美元），表明美国能源总体上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在大部分制成品领域有大量逆差，如计算机和电子（1708.13亿美元）、运输设备（987.89亿美元）、服装（795.20亿美元）、皮革制品（337.49亿美元）和家具（328.50亿美元），说明美国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主要处于设计、品牌、关键技术和营销环节。“只有美国自身产业结构作出根本改变，才能改变这个局面。”
“导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何伟文分析，在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前四大类中，计算机与电子中国占美国全球逆差的84%；运输设备和原油及天然气，美国对中国是顺差；服装方面，中国2016年占美国全球逆差38%，比2014年的53%大幅下降。
此外，何伟文还强调，海关贸易平衡统计已经不是贸易平衡的主要依据，主要依据是WTO推出、OECD认可的属权法。根据属权法，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是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国海外子公司海外销售总额（销售总额减对美出口）为64955.12亿美元；其中制成品海外销售额2014年为32812.19亿美元，均远超美国进口。同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华销售额超过4700亿美元，超过中国对美出口。
打贸易平衡牌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
何伟文认为，特朗普坚持打贸易平衡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不是经济的反映和贸易本身的问题。特朗普为了提振美国经济，抚慰生锈地带失业的老白人，本身没有足够办法，需要一个替罪羊。国际贸易是最现成的替罪羊，其中中国又是最理想的替罪羊。
同时，知识产权问题也不是中美经贸的主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没有列入在华美商关注问题前五位；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绩有目共睹，只有特朗普及团队视而不见；中国也没有强制技术转让法律；中美已有知识产权磋商成熟的工作机制，包括多边和双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