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金女士，前几个月一直在为孩子的上学发愁。金女士住在北京昌平区天通苑，当时买房子时，并不发愁孩子的上学问题。因为她所在的单位有几家在北京数一数二的共建小学，比如景山小学、北京小学等，凭借单位优势，孩子完全可以就读这些学校。然而，今年北京市教委颁布的新规则让她措手不及：共建指标没了，孩子只能在家门口就近入学。
“的确让我们没有办法，特别是一些好点儿的学校，还要求孩子户口在学区内几年”，和金女士情况类似的同事如是抱怨。
今年，北京出台“史上最严”择校令，全面取消“共建生”，这一在中国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词语，在权力聚集的首都北京成为历史。
“如果你发现哪个学校还有‘共建生’，可以投诉，我们保证处理”，对于仍在盘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家长，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对今年的招生形势非常自信。
“共建生”：特权之下的入学“优惠”
去年，郭女士一家在西城区月坛附近租下了房子，签约6年，为的就是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而她自己远在朝阳区的房子，则只能每周末回去住两天。孩子之所以能够上西城的名校，全有赖于郭先生自己的单位———这个“中”字头开头的单位每年都有“指标”进入一所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市级师范学校。而这个所谓的“指标”，被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称号：“共建生”。
“单位给学校钱或其他投资，每年换取几个上学名额，这在过去很普遍”，根据李奕的说法，“共建生”并非北京专属，全国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有共建学校，只是北京的问题更为突出。
北京究竟有多少共建中小学？每年有多少学生通过“共建”方式入学？这点李奕也并不清楚：“学校给我们上报入学人数时，并不会单列‘共建’这一项。”
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共建单位较多的小学有北京实验二小、中关村三小、育民小学、府学小学，初中则有人大附、四中、二中、八中、师大二附中、实验中学等。
至于入学人数，2012年，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一份《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报告中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
“重点学校的共建生比例，每年应该能达到10%左右”，教育系统一位官员表示，但这些学生很多都被学校划归于“就近入学”一批，“一些单位选择共建学校也会根据家庭所在地就近分配，家长选择学校也如此”，他说。
即使在“共建生”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即业内所谓的“大共建”和“小共建”。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曾公开介绍“大共建”，多为强势的政府部门，如中办、国办、国务院所属部委，以及央企里的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的共建学校，对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录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进去，没有什么名额限制。
但这些单位不过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小共建”的指标则受到限制，即使单位内部也需要为“共建”指标竞争。“单位的共建名额很有限，但每年上学的孩子很多，除了要考试，还要看家长在单位的能力、人际关系，其实就是‘考家长’”，位于西城的中央某部委工作人员张某坦言。
最严择校禁令：失落的“权贵”弟子
学校与部委、企事业单位的这种“默契”在今年的北京得以终止。
今年，北京市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择校令：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北京今年开始取消共建生的入学，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将实行计划管理。各区县将按学龄人口数量、小学毕业生数量和中小学校办学规模等制定小学、初中招生计划并报市教委备案。
由此意味着，在今年入学招生的这块蛋糕上，蛋糕做多大、如何分，将不再由校长说了算，即使校长和其他权力部门强制学生入学，学生也没有学籍，无法纳入升学系统。“300人的招生计划，就不能输入301个学生的信息。”李奕说。
这让一些家长有些“措手不及”，比如上述金女士，如今对于西城几家重点小学只能望尘莫及。
北京取消“共建”，并非朝夕之事。2006年后，北京就对共建的比例实行过控制，也提出要逐步压缩，“但当时都是一些方向性的要求，没有具体政策去落实”，李奕介绍。
2010年，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将严格控制共建生数量，要求区县对各学校共建单位数量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数量和比例摸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共建单位和共建学校，并压缩现有共建生规模。
随后连续多年，北京市教委在每年的入学工作意见中，都会提出“共建单位学生入学由区县教委根据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具体入学方案”。“我们一直在强调对‘共建生’的把控”，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但相比多年的共建传统与强势部委，教委的这些表述不过杯水车薪。
“教育部门也一度有顾虑，包括担心破坏共建单位与教育部门、学校的‘友好关系’，影响学习的发展”，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教育部对此也三令五申，多次强调各地落实就近入学。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到2015年，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其中，就包括北京。
“教育部并没有对各地政策作出统一要求，因为地方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去解决问题”，教育部一位官员表示。
于是，当上述所有城市都以不同面目的就近入学政策呈现于众时，北京，直接剑指特权：小学入学、小升初取消“共建生”；高中招生实行统一考试，全面取消“借读生”、择校生。
缘何今年北京市教委可以理直气壮地让学校与共建单位“绝交”？
“这不是我们突发奇想，而是有了此前多年的基础，今年是水到渠成”，李奕的理由简单充分：现在学校发展已经不需要“共建”这一形式。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此前，我国从1993年开始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 D P比例要达到4%却一直未能实现。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直到去年，这一目标终于实现。
“国家的基本保障已经到位，就没有必要需要学校把公共资源拿出来来交换其他的利益，所以共建的历史使命应该结束了。”李奕表示。
为了尽量降低影响，北京市教委从去年12月开始进行了4轮新闻发布，宣传新的政策。“我们不是怕部委有意见，而是要给孩子找学校留有时间。”李奕说。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消除特权根本之路
“其实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以普通市民身份入学，否则学校办得像企业一样”，李奕表示，北京的这一举措，目的就是解放校长，还原学校办学的本质面貌，同时也让学校的生源更加多样化，利于整体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行。
在北京市教委提供的多张“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史家小学、北京实验中学等学校周边的颜色明显更为密集，外围半径越大颜色越浅。“这充分说明学生是根据片区进行入学。”李奕解释，而如果在往年，有些距离学校很远处还会有学生密集入学。
6月，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等区“小升初”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比例首次突破了80%。
“就近入学比例的提高，就充分说明，那些依靠‘共建’、‘条子’等特殊渠道入学的名额被挤了出来”，李奕表示。
这些因“共建”等各种特权“挤”出的名额，就分给了片区内的所有适龄孩子，比如以前是一个学校对应几栋楼，现在会更多地出现多点划片、联盟划片等。
与消除特权并行不悖，北京市从今年开始增加对普通小学、初中的扶持力度，实行普通小学与优质初中贯通，优质高中通过名额分配，扶持普通初中等。各个区县都增加了不少九年一贯制的对口部署，这不仅是让孩子能在家门口就找到好学校，同时还对孩子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前期的规划，比如，东城区和平里地区的青年湖小学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六年之后将直接升入171中学。
“政府释放出的信号已经让家长感受到，不管孩子上了什么类型的小学，都会有进入优质初中或优质高中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方平表示。他建议，如果要确保今年入学政策取得的成果，必须进一步缩小优质校和普通校之间的差距，促进教师资源、校长资源在不同水平学校间的流动。
在教育部一位官员看来，北京的这一举措实际也为缩小学校差距奠定了基础，也对推进“教育公平”清除了障碍。“学校招生名额有限，吸纳大量部委子女，自然就减少了普通百姓孩子入学的机会”，他说，更为重要的是，集纳了大量官员子女的学校不得不配备优质师资，这些师资也很难对外流动。而教师实行跨校交流，又是推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举措。
“共建”变“贡献”，“权力”仍有空间
“共建生”虽然取消了，但并非所有的部委子女都失去了跨片区上好学校的机会，外交等少数部门的子弟仍可以享受一定优惠。
“真正属于国家保障的部门，比如外交部、商务部驻外人员等，人家长期驻外，子女不能没有学上。对此，我们今年仍继续保障，而且一分钱不收”，李奕解释，这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建”，而是父母为国家作出了特殊贡献。
以外交部为例，此前共建单位有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二中、中古友谊小学等多家名校。2007年4月，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就曾在外交部与北京二中联合举办的“共建杯”乒乓球比赛中称，“感谢二中多年来为外交部员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作出的贡献”。而在未来，如有需要，这些学校仍会招收外交部子弟，只是入学指标的申报模式有所变化。
此前共建，单位不需要向教委申请指标。而从今年起，这部分子女上学时，需要上述部门正式向学校所在的区县教委发函，得到教委准许即可。每年此类学生数量并不固定，“共建时候每年数量固定，但现在是需要多少才给多少，不需要的就没有”，李奕解释。
与此同时，今年北京市在小学、初中阶段还保留了“特长生”。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初中特长生的入学比例为6.75%。
“这就意味着，学校可以掌握这些学生的录取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微博)指出，如果操作不当，这部分学生很可能变成权钱交易。
就连李奕在采访中也无法否认“特长生招生可能有弹性”，因为对于此类学生的招录，教委也只要求学校在招录过程中全程录像并公示名单、数量，但具体招录评判则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
然而，对于特长生，目前教育部门并无要求予以禁止。即使2月颁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中也只是明确“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未来也不会禁止，这是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教育部一位官员表示。
为此，该官员和多位学者只能建议增加招录的公开程度。
“目前看，权力中心并不会因为今年这些政策而上不了好学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多数部委或部委高级别官员住所附近均有优质中小学，仍可就近升入好学校。因此，取消共建并没有在削弱权贵优势方面起到明显作用。
储朝晖建议，需要改变教学管理模式，实现真正的优质资源全民共享。
熊丙奇则建议，破除特权，需要加大官员子女入学的信息公开力度。
教育部“就近入学”文件
1月26日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为每一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
1月22日
公布《2014年度工作要点》提出分类指导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逐步破解择校难题。
2月17日
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2014年各重点大城市应制订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
8月2日
颁布《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
入学热力图
北京市教委提供的部分中小学名校。从图上可以看出，圆心代表每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颜色从深到浅，代表了就近入学的集中程度，颜色最深的地方就是学生最为密集的地区。整个色晕由若干个小点构成，每个小点就是一个适龄儿童；点击每一个小点，就会显示学生姓名、家庭住址、户籍所在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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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生”为何而生？
中小学“共建生”，就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中、小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获得学校每年一定的入学名额，使得双方“共赢”。
最初，“共建”是“权力”的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有一批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但由于违背“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中央政府直属的子弟学校划归地方，并面向社会招生，但“共建生”并未因此取消。随着1998年北京小升初(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派位，学区变得炙手可热。对于那些无法身居好学区的学生，家长们便开始各显神通。加之当时政府对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单位共建”应运而生。共建单位也由此前的部委机关发展到企业、事业单位。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的《关于做好2003年小学、初中入学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出现了“学校可以按报经区县教委批准的名单接收‘共建’单位的职工子弟入学”的表述，共建生得以制度化。
“通常而言，名校更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获得‘共建’机会”，教育部一位官员坦言，鉴于此前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很多学校为了解决资金困难或谋求更好的硬件设施、更丰厚的教师待遇，而选择外部单位进行“共建”。
相比之下，具备一定权力和财力、地位的单位，也有更多的“共建”途径去解决员工子女入学。因此，很多学校并非只有一所共建单位，同理，一家单位也并非只有一所共建学校。“很多部门不止一所共建学校，学校也分三六九等，单位内部根据级别、贡献大小来分学校。”李奕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