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你无点墨靠送钱，编制关系滥用权。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这首名为《良官骂贪官》的诗出自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新书《闲来笔潭》。
与之前出版的三本工作文稿不同，吴官正的这本新书被称作“政治家写的文艺作品”。除了人生经历、工作回忆和读书感悟，读者还能读到吴官正原创的“小小说”。
该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退休后，吴官正将“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所得写满了四十余册笔记本，成了《闲来笔潭》一书的原始素材。配上四十余幅自学的铅笔插画，生动而“有趣”。
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生动有趣，越来越贴近读者，而过去要求严格的送审程序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
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的中共领导人文选，近年来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
从已公开出版的书目看，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仍是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主要形式。这类作品选取他们在任期间的工作讲话、文章、书信和批示集结成册，对领导人的从政生涯进行官方性质的梳理。
以领导人名字加“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这类书籍的最高规格。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
《朱基答记者问》对文集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这部书收录了朱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
2003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但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前言中如此解释。
与卸任的西方政要相比，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往往低调。不过，西方政要决策回忆录的体裁逐渐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此后李鹏先后推出了五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
此类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杨尚昆日记》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后者从参与者的视角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20多年中国的外交风云。
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
退休后的李岚清以“不涉政务”自律，醉心于研究经典音乐和书法篆刻，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作品。
在张振明看来，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不同以往，是卸任领导人著作里具有开新意义的一本。从这本“原汁原味”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
“文稿小组”和“出版社”
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前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原《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
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编辑过程中，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
李岚清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告诉记者，《闲来笔潭》一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几位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与其中。
此外，前国家领导人作品编辑亦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作品在公开发表之前都是机密件。特别是工作文稿，牵扯到一些工作秘密。”张振明告诉记者，“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专业以外，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曾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报批与送审
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
据张振明介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立项规定，一般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领导人本人跟中央立项，一是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记者，《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报批时走的是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即外研社向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
选题的通过并不意味着一本书可以顺利面世，送审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是否需要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张振明说。
送审部门的回复意见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则是个别文字内容上的调整。
“最后一般由中办来出一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张振明说。
李瑞环新书《看法与说法》的编辑对媒体介绍，该书送审本报送中央后，曾被分别送给多个机构审定，所有部门均作出书面回复意见。
除了一般的审批流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在任国家领导人有时还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审定，具体工作连编辑小组也无从知晓。
据毕全忠回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包括江泽民、李鹏、朱基、胡锦涛等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意见反馈有的是书面回复，有的是当面沟通。
至于送审时间，据张振明介绍，《闲来笔潭》因为不涉及工作文稿，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直接获批。
外研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记者，因为《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外文版的送审过程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