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被认为是SARS最重要的“遗产”之一。疫情公开带来的社会情绪稳定，让政府改变观念。建立健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成为了共识。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公开”成为常态。
“‘非典’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2013年2月1日，《求是》刊发温家宝文章，回顾十年前“非典”
“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3月21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回忆。
2003年4月20日，是SARS疫情信息公开的“分水岭”。
十年前，周汉华的另一个身份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起草小组组长。
2003年4月20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主持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真实数据。
周汉华说，SARS疫情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加速立法，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对“非典”后十年政府信息公开影响深远。
流言引发恐慌
SARS信息在国内大面积传播并引起恐慌，开始于2003年2月的广州。
当时，中国第一部地方性信息公开法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那年1月1日生效，但疫情公开落在了流言后面。
2月11日，广州召开全国首场“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之前各种“怪病”流言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四处扩散。
“有的称只要和病人打个照面，或同乘一辆公交车都可能得病”。2004年，沪粤两地传播学学者调研发表《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记载了当时的恐慌情绪。流言引发恐慌，广州出现白醋、板蓝根抢购潮。
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广东感染“非典”患者305例，死亡5例，并称疫情已得到控制。
新闻发布会打开了媒体报道的闸口，但相关新闻到2月14日戛然而止。
后来很多报道都提到，当时人们以为这事结束了。
事实是，“非典”疫情一路北上。流言在各地传播，抢购风潮在北京等地蔓延。
“各地都栽在信息不公开上。”2013年3月20日，周汉华回忆，因为信息不透明，导致情况越来越严重。
多名北京媒体人士回忆，2003年3月“非典”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时，但媒体很少有报道。
沪粤传播学者研究认为，当时流言长时间、大面积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大正式权威信息渠道——政府和媒介迟迟未对这一重大信息公开。
公开不是“洪水猛兽”
“大家担忧信息公开，把其当做‘洪水猛兽’，怕一公开就乱了。”周汉华回忆，2003年之前，信息公开还是很敏感的问题。
“记得2002年，央视新闻调查做了期特别节目，取名‘你有权知道’，结果审片人没看节目，光看这5个字，就给毙了。”周汉华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接触“信息公开”课题时，名字都不叫“信息公开”，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曾主管公共卫生及传染性疾病防治，3月22日他回忆，SARS前，对于突发性疾病的信息，卫生部门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
首次有关北京“非典”疫情的官方报道，出现在2003年3月26日。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卫生局消息称“非典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
实际上，北京接诊“非典”患者始于当年3月初，从山西来的病人短期内相继病故。302医院10余位医护人员受感染。
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打开天窗说亮话——新闻发言人眼中的突发事件》一书中说，“长久以来，对突发灾难和社会负面事件，往往是‘多做少说’，有时还‘只做不说’，时常‘开门讲成绩，关门说问题’”。
“打开天窗说亮话”
信息封闭，疫情在发展。
2003年3月27日，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疫区，并在4月2日发出旅游警告。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通过电视听到张文康这番话“很愤怒”，决定写信告知媒体自己了解的真实信息。4月8日，《时代》杂志采访蒋，并在当晚将内容上网。
次日，北京被举世关注。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闵大洪，后来在论文中回忆，当时信息不公开导致SARS蔓延等评论纷至沓来，“中国政府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
一周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4月19日，温家宝警告，所有不报或瞒报感染病例的官员，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分水岭随后出现。
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北京确诊非典339例。
此后，从2003年4月26日到6月24日，60天里每到下午4点，中央电视台直播卫生部“每日疫情通报”。毛群安等三名发言人轮流主持。
“过去我们对信息公开有恐惧，总觉得公开了，是不是老百姓就很恐慌、社会不稳定。但事实证明，信息公开反而有益于稳定人们的情绪。”3月21日，SARS时期“临危受命”出任卫生
部新闻发言人的毛群安回忆，“这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以后遇到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是要信息公开。”
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场危机，成为变革的机遇。”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这样评价。
“在SARS之后，‘内紧外松’的观念有些变化，更主动地对于传染性疾病采取公开态度。”殷大奎3月22日回忆。
在武和平看来，抗击“非典”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其成功本身，“因为它悄然引发了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实现了突发事件信息从‘基本不说’到‘一定要说’的历史性跨越。”
是“非典”这个病菌倒逼，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力，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大地“呱呱降生”。
2003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批学员被称为“黄埔一期”，毛群安即是其中之一。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时，国新办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加强新闻发布工作是国内期待、国外关注的大事。
这位负责人说，“非典”让大家更加感觉到让老百姓有知情权，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在SARS期间，国新办一共举行了八场新闻发布会。这个时期，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吉林、深圳等地，也纷纷建立起新闻发布模式。
“非典”过后，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铺开。
据报道，至2010年底，中央13个部委、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委，都已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并建立起新闻发布制度。
加快立法进程
SARS结束后的两年，全国各地涌现出信息公开地方立法热潮。
据周汉华统计，2004至2005年，全国有308个地方制定了相关法规。他认为，这是“非典”加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具体表现。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周汉华说，条例起草过程中一直坚持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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