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今年9月26日，一名17岁的少年因在北京一家宾馆参与轮奸妇女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0月26日一期报道，这一判决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这个名叫李某某的少年是中国军队一名著名歌唱家的儿子。然而，较少有人关注的是，李某某的两名未成年同案犯尽管同样认罪，但获得了缓刑并被释放。
报道称，网上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以及李某某父母的名人身份，让当局感到他们必须惩罚李某某以儆效尤。尽管如此，另外两名未成年同案犯却有着两个优势，而这些优势突显出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日渐扩大的鸿沟：首先，他们是城市居民，不是外来人员；其次，他们能付得起巨额赔偿金（本案中约为每人2.5万美元）。
报道指出，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每年被法庭判刑的少年犯数量都翻了一番以上，增至8.9万人，而与此同时，中国年轻人口的数量却在下降（自2008年起，犯人数量一直在减少）。但在少年犯罪案件中，暴力犯罪的数量似乎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0年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中，16%的少年犯是因强奸罪被逮捕的，比10年前增加了42%；12%的少年犯是因严重伤害他人被捕的，比10年前增加69%。
报道认为，全国性调查以及来自大城市的数据指出了这些数据背后的2个尤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更多的农村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无论他们是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员，还是作为因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守在农村的6000万青少年的一员。在2010年的全国性调查中，有三分之二的少年犯来自农村地区，而1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一半左右；而在许多中国大城市，外来青少年在全部青少年人口中占很大比重，而少年犯中的外来青少年比例高达90%。
这一问题又因第二个问题进一步加剧：外来和留守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相比更有可能被监禁，尽管调查显示，城市儿童进行暴力犯罪的比例与外来儿童相近。在上海，在2010年的所有少年犯罪案例中，没有当地户口的少年犯仅有15%获得缓刑；而拥有当地户口的少年犯中有63%获得了缓刑。
报道称，外来青少年之所以更有可能遭到严重惩罚，其原因很可能与他们最初犯罪的原因相关；他们的外来人口身份和他们相对贫困的境遇。由于缺少所在城市的户口，外来青少年经常被禁止就读城市中学，因而只能自学。2010年，上海有57万名15岁至19岁的外来青少年没有资格就读该市的高中。然而，他们却有资格进入监狱。许多法庭甚至会因为外来少年犯没有当地户口而拒绝给他们缓刑。对于那些较为贫穷的人来说，无力支付赔偿金也是另一个被拒绝缓刑的原因。这类赔偿金，正如北京的那起强奸案，通常是量刑时的一个减刑因素。
与此同时，因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守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因没有监护人而遭到监禁。他们位于农村地区的家乡缺少可以监督缓刑青少年的资源，因此不得不把少年犯关在监狱中。他们似乎还更容易碰到麻烦。北京瑞联稚博公司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60%的留守青少年在需要支持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
对许多外来人口来说，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是成功的。中国的城市有着许多贫穷的地区，但它们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如今，一些城市的政府开始解决少年犯问题，这应能减少少年犯的数量。
报道称，从2002年到2009年，英国救助儿童会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开展了一个项目，让少年犯免受惩罚，并将他们交给“合适的成年人”——即社会工作者——来照顾。北京和上海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今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也特别指出，少年犯应当比成年犯人得到更为宽大的处理。官方更加强调教育而不是惩罚。然而，外来少年犯从这些改革措施中获得的好处仍然少于城市少年犯，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深层次的不平等因素——尤其是户口制度——会很快被消除。如果没有这一点，将很难防止鸿沟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