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人们，都会有不同想法，一个偌大区域如何能够凝结共识，一体化融合发展，进而汇合成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习总书记曾有句话，就看“能否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所谓“最大公约数”，简而言之，就是需统筹各方利益诉求，汇聚各家真知灼见，存异更求同，合力冲破利益的固化、思想的障碍、行政的藩篱，成为发展最佳的粘合助推剂。 “民齐者强”，2000多年前大思想家荀子的这句话，将公约数的重要性一语道破。
3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要进一步创新大通关协作机制，加快跨区域、跨部门大通关建设，推进全国一体化通关。不断求同存异、融合发展，上海在积极参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中不断前行，大势之中，呼应企业需求而生，为经济改革助力的检验检疫部门，也在不断融合发展。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牵头单位的泛长三角检验检疫合作机制，至今已稳步推进13年，效果愈发凸显。
合作区域不断延伸拓展。正式成员单位从最初江苏、浙江、宁波、上海四地，已增至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厦门等共10家直属局，范围涵盖全中国面积10%。
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从最初单一的联系人制度，发展为局际联席会议—秘书组会议—处长会议三级磋商机制，使问题的解决高效而又富有层次。
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如今，泛长三角合作机制的内容已累计涵盖直通放行、口岸查验、风险预警、检验鉴定、委托检测等16个方面形成业务合作与信息共享，区域合作已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
成果，早已有目共睹，正如下文三篇摘取的那些片段一样：虚拟口岸，让一座城的出口加工产业焕发了别样魅力； 直通放行，使身居内地的企业享受到几乎与沿海口岸一样的便捷高效； 联合监测，则在长三角区域间为国门安全布下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安全网”……
今天，无论是建立全天候申报和无纸化放行模式，使口岸换证速度提升到“分钟”时代，还是“电子信息共享平台”、“强制性认证区域互认”等一系列惠企、便民措施的实施，都正在使得泛长三角区域中的经济要素流动不断通畅，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虚拟口岸”的魅力
苏州三星公司负责物流的刘美琳，近年来已觉察不出通关上的任何不畅了。反复问了，仔细想了，还真没有。
早几年，事情可没这么好办。同样是苏州三星公司，曾任电子物流部部长的崔珍守还记得数年前的“难”—苏州工业园区没有海港、空港，大量货物进出口只能到上海报关；仓储、订舱、拼箱、还箱、报关等等环节均在上海，不仅要派专人频繁往返，遇到港口繁忙时，走流程都要两三天。
如今的畅通，亏得“虚拟口岸直通放行”这种工作模式，它在苏州的探索已近7年，并不断完善； 如今说来简单，但创新不易。
说起“虚拟”，大家一拍即合
不是互联网，也不是游戏，何为“虚拟”？简单来说，就是将空港、海港口岸的相关功能，前移至并无港口的内陆地区，使得某区域成为“没有跑道的机场、没有码头的海港”，实现“一次报检、一次检验检疫、一次放行”。
为何要“虚拟”，显然是企业需要和职能监管部门的“一拍即合”。苏州是外贸进出口的“大户”，仅苏州工业园的外资项目，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的比比皆是； 可以前，苏州的大宗货物都要经过上海口岸进出。先别说口岸流程的繁忙，光是高速公路一堵车，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就不得了—业内有说法，从原料到成品的总时间中，生产时间仅占十分之一，物流的时间是十分之九； 而时间成本将直接抬高了货物的全球市场价格。
显而易见，内陆的进出口贸易要发展，“虚拟”是必经之路。
早在2002年，苏州工业园区的部门负责人就听到了一种欧洲的货物中转模式—货物下飞机后，由印有某城市航空代码的监管卡车，送往该市物流中心“中转”； 而货主在运输期间，可办妥出关手续，直接到物流中心提货，省去奔波之苦。
这种新模式，很快得到了鼓励和认可。可问题来了，就算是“虚拟”，苏州也得有国际航空组织授予的代码； 突然有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苏州吴县军用机场曾经开通过民用航班，一查真有：SZV！很快，方案被通过，2002年11月，“虚拟”的SZV进口了第一单货物。
空港开了，可大宗货物毕竟多是海运，“虚拟海港”一直到2007年才有了眉目。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郭喜良，是最早在太仓建设虚拟海港的发起人之一，他回忆：“虚拟空港和虚拟海港，构成完整的虚拟口岸。这种模式一经提出，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就对这项制度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
2008年，第十次中国—新加坡联合协调理事会中方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提出，检验检疫机构要在苏州工业园区加快率先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步伐中发挥积极作用，真正做到“提速、减负、增效、严密监管”。这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及苏州工业园区诸多企业主心中一喜，又是一拍即合。
很快，全国首家“虚拟海港”—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与太仓港无缝对接，于2008年2月26日试运行。
晒账单之后，还要继续努力
很快，企业和工业园区都尝到了“虚拟”的甜头。
苏州一家主要从事按摩椅、年出口额数千万美元的生产企业，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账：“虚拟”之后，企业出口货物每标箱可节约100多元人民币，估计每月可以节省代理费用约5万元； 进口货物仅企业在口岸免去的吊箱、仓储等费用，每月可节省人民币约3万元。省下来的，不仅仅是费用。货物不必到上海，公路运到太仓港的时间少一半； 太仓港“全套一次性”手续，走流程时间也快。
2008年8年，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订了 《苏沪实施虚拟口岸直通放行合作备忘录》，并率先在苏州试点。这是首个国内虚拟口岸签订的合作协议。仅仅第二年，2009年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受理由上海口岸入境直通业务463批次，据统计，受惠企业累计节省物流费用850万元。
到2013年，在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努力下，“虚拟口岸直通放行”企业由2009年的23家迅速增长到2013年的71家，每年直通放行货物由1万多标箱迅速增长到5万多标箱。如今，“虚拟口岸直通放行”已成为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品牌之一。
不仅是苏州，“虚拟口岸直通放行”模式也已在江苏省全面展开，并已作为检验检疫系统一项重点工作，在上海、浙江、宁波、安徽、湖北、南京、无锡、南通等多地推广。
苏州和上海，甚至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城市的距离，也因为“虚拟”越拉越近。
“直通放行”高效快捷
安徽合肥虽居内地，但短短几年间，在以京东方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带动下，半导体显示产业在合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不仅如此，受益于显示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国内液晶彩电市场竞争充分，社会效益彰显。如畅销的32寸，价格从几年前的3000多元降到目前1000元上下。
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根据进出口需求巨大的特点，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直通放行”功不可没。
“直通放行”将过去口岸、内地两道关口变为一道关口，实现一次报检、一次检验检疫、一次放行，平均每个集装箱的通关放行时间减少了2天……
换一种思路
合肥近年来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颇足，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基地中，京东方集团(600811)先后在合肥投资建设两家子公司（合肥京东方及鑫晟光电），已成为代表我国显示产业最高水平的制造基地。
不过，就在几年前，这样的势头，企业还未敢想，最大的问题，就是区位优势。鑫晟光电物流关务部部长金润华回忆，企业进口法检设备，必须要在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理进口通关单后，邮寄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之后才能办理进口货物的检验检疫与放行，“邮寄的速度，甚至可能丢件，何谈竞争力。”
能不能换一种思路？进口的货物皆为企业专用，并且某些特定货物需防尘、防静电、不适合在上海查验，抵达上海港的合肥内地企业货物，能否直接封闭运输到企业再开箱实施检验检疫，确保安全； 出口货物在合肥实施检验检疫后，封箱监控运输到上海，进行简单查验后即可快速出口。打破两地间的隔阂，是否可行？
企业在期待，管理部门也在想办法。2013年酷暑三个多月，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特派3名技术骨干进入京东方厂区，为企业驻场作业。“进口设备通关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影响到排线、设备安装，如果危及产线正常量产，那对企业来说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驻厂服务非常迫切”，参与驻厂的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电检验处科长章贵华表示。
金润华表示，京东方8.5代线项目单套设备尺寸庞大，精密设备、超高超限设备货量大，多数设备需要恒愠恒湿环境，减震防尘要求、洁净度非常高，因此，也只有在设备搬入到公司洁净厂房内才能进行查验。
由于货物规格尺寸超大，单套设备分批进口，检验环境、工具、技术要求高，因此货物的品质检验非常复杂，如曝光机、溅射机、涂布机等。另外，由于工厂产线布局已事先确定设备的安装位置，设备在到厂安装时只能按照既定的搬入顺序进行搬入安装，3位检验检疫局专职人员的驻厂给予京东方极大便利。
为企业提速
几经沟通协商，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达成合作，为京东方提供一项全新服务“直通放行“。
2013年6月，安徽首批“直通放行”业务顺利完成。京东方5个标箱、43万美元的进口设备凭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通关单，直接从上海口岸取货运抵合肥，首次实现了与上海关区的直通放行。
具体来说，需要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首先在京东方项目现场设立专门的检验检疫办公室，并配备专业工具，以便能随时对京东方进口设备进行检验检疫； 京东方设备运输到达工厂以后，先行卸货至工厂内临时堆场存放，安徽局驻场工作人员先查看卸货后的设备包装情况，确认包装情况无异常后，京东方按照既定计划将设备依次搬入，此时，厂方会通知驻场工作人员到设备搬入口对打开包装的设备进行现场检验，检验无异常后设备直接搬入无尘室内指定位置进行安装就位。
“安徽局这种驻场作业的工作方式极大方便了京东方的设备进口及搬入操作，使得京东方能够按照既定的搬入计划将设备搬入至厂房内进行安装调试，为确保我们的顺利量产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金润华表示。
此外，为解决纸质通关单传递时效较慢的问题，在安徽和上海两局的配合下，2013年8月，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泛长三角检验检疫平台直通放行子系统正式应用，再次为每批涉及进口通关单的进口货物缩短1至2天的通关时间，大大提高了通关速度，确保了京东方合肥工厂设备及时到厂和搬入。
防控媒介生物潜在威胁
郭亮智、张通治、汪文波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带着安全帽、手套，小心翼翼地在宁波北仑港一处货物港口的工作区、生活区、甚至一直到港口外400米处，按事先精心选择的地点，放上千个鼠夹、鼠笼、捕蚊机、捕蝇笼、捕蟑盒……
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们会依次收获“战果”，并将捕获的老鼠、蚊子、苍蝇、蜚蠊等“猎物”，快速送往十多公里外的国家医学媒介生物监测及病原体检测重点实验室，进行具体分类、鉴定、检测，分析后，数据将列入一本厚厚的报告中。
郭亮智们在做的，叫医学媒介生物监测。普通人几乎无从知晓，但从宁波，到杭州湾、上海、南京、连云港(601008)，在长三角21个对外口岸，上百名检验检疫工作人员，与郭亮智一样，正在连年不分昼夜地“狩猎”监测着。
江浙沪甬多地的联合监测，如同铺开一张大网，在一条少有人知的“战线”上，守卫着国家安全。
外来生物威胁渐增
2014年，黄背骚扰蚊在上海洋山口岸首次被采获，黄色轲蚊在机场口岸首次被监测到，折麻蝇在上海口岸第一次被发现； 一种原本分布在东北的鼠形动物大麝鼩，已侵袭到江苏南京……
这些动物，可能普通市民听也没听过，但其潜在危害不可忽视。从宁波、上海到南京，从杭州湾、长江口到连云港，长三角地区密布全球大港与出入境口岸，每年数千万标箱货物、上千万进出境船舶、飞机以及逾亿计的客流人员，凝聚黄金长三角区域的经济繁荣，也意味着各种外来生物、疫病疫情的威胁不断增大。
“水葫芦、一枝黄花这样的外来生物破坏我国生态环境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除此之外，更可怕的是人类传染病的传入，比如非洲埃博拉、黄热病，前一段的登革热等，一旦传入，后果不堪设想。”上海检验检疫局卫生处处长李平说。
人类传染病主要的传播来源，一是携带病原体的人，二是携带病原体的生物。“人比较便于监控，难点在于无孔不入的各种媒介生物。”宁波检验检疫局卫检处杨定波科长告诉，比如老鼠会携带鼠疫菌、流行性出血热病毒，伊蚊会传播登革热、埃及伊蚊可传染黄热病，“这些传染病多从境外传入，其中生物就是最主要的病原携带体，也就成为我们重点监控的对象。”专家介绍，2014年，在捕获的老鼠中，就曾检测出一只携带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褐家鼠。
联合监测，打造数据库
疫病、疫情的传播，并不会以地域为限。
从地域上看，江、浙、沪、甬四地，气候相似、地域相邻，气候即较为适宜媒介生物的生长，又便于生物的不断流窜、迁移。加之密集的口岸、人群活动频繁，疫情“一点传入、多点开花”的风险进一步上升。从某种角度说，多地合作，联合防控，便成为必须。
2011年，在国家质检总局指导下，上海、江苏、浙江、宁波局合作开展“江浙甬沪口岸区域联合医学媒介生物监测”。以“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方法、统一培训、统一时间、统一实施、统一鉴定、统一分析、统一评估、统一报告”的原则，对四地蚊、蝇、鼠及体外寄生虫进行全方位监测。
合作展开的大网，打破了传统区域监测的界限，对深入了解长三角地区国境口岸医学媒介生物分布有重要意义。“建立的信息沟通制度，一旦有突发状况，四地可随时联合应对； 样本库的建立，可以完善长三角医学媒介生物谱，为相关疾病的风险控制和科研提供大数据基础。”杨定波说。
四年的积累，建立长三角医学媒介生物的数据库已成为可能。从数据上看，2014年，江浙沪甬4地的鼠种群构成为7种，隶属2科4属，蚊虫种群15种，隶属1科7属，蝇类种群48种，分属5科23属……“每年的数据变化，可以逐渐分析出长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当地口岸环境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4个地区，更大的样本范围，会使这种趋势看得更加清晰。”李平说，“通过对生物种群、生态环境分析，就可以成为医学防控介入的重要依据。”
2014年，上海洋山检验检疫局在辖区捕获一种全新的蝇类合肛优丽蝇，这种蝇主要分布于北美和墨西哥等地，在中国大陆还未曾发现，检验检疫分析员认为，该物种很可能是跟随美洲航线船舶及集装箱入境。随后，检验检疫员多次在同一监测点诱捕却再未发现，说明该蝇种尚未在洋山广泛分布，为新入侵品种，由此洋山港开始加强布控，加大对美洲航线船舶及集装箱检疫查验和卫生处理力度，彻底杜绝这一外来生物通过洋山口岸入侵我国。
梁建刚 孔令君 李茂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