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1.8%，其中出口下降了1%，进口下降2.9%。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中国外贸进口、出口仍负增长。这种长周期进出口持续萎缩的状况在中国外贸史上非常罕见，其背后潜藏的原因值得深究。
遭受区域贸易协定冲击
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进出口的连续性滑坡固然与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增长放缓甚至萎靡乏力直接相关，但又必然与“逆全球化”的趋势存在着逻辑勾连。分析发现，“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多哈回合推进停滞背景下各种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涌现以及各种形式保护主义的抬头。
尽管任何一个RTA都会在本区域范围内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但这种“碎片化”的贸易模式势必引致贸易的大量转移和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链条的断裂，并带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特征，最终会抵消与冲击全球化的综合收益。
作为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国家，中国遭遇RTA的贸易转移冲击应当说最大。而且动态地观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具有明显扼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一旦在美国国会通过，中国势必承受当量不小的贸易转移损失。
需要警觉的是，由于在高端领域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互补正在变为交叉甚至重叠，同时低端层面的轻工纺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为激烈，中国所承受的双向贸易摩擦与日俱增。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前8个月，中国共遭受来自20个国家（地区）发起的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03亿美元，案件数量上升49%，涉案金额上升94%。
中国如何应对
面对着以上超乎寻常的压力，中国显然不能简单地屈服和退让，而是要在彰显出高超的协调与应变智慧的同时，继续高扬起自由贸易的大旗。
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去产能”和加大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同时在开发外部市场上，除了稳步推进原有双边贸易协定和启动中国和英国、中国和加拿大新的贸易协定谈判外，基于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中国应将重点放在多边RTA的构建上，广泛扩充自己的“朋友圈”。
另一方面，要主动创造条件加快中、日、韩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而且可能的话将三边商品贸易与投资纳入一个谈判篮子中来解决。
同时还要加大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协商步伐，争取2016年年底使其如期落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谋求10+1的3.0升级版。
此外，鉴于中美投资协定（BIT）在TPP与RCEP之间可能发挥着润滑剂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设想，中国更应加快BIT早日达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寻求向《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方向平滑的机会，进而启动中美自贸协定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与货物贸易存在巨大顺差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存在着显著的逆差，因此，无论是为了平衡商品贸易账户，还是规避贸易摩擦抑或提升出口层级，中国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国国内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消除垄断的同时放松各种不必要的规制，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的腾挪空间；同时在七个自由贸易区继续探索“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开放模式，打破开业权、人员移动、技术性等服务贸易壁垒。
而在服务业半径的对外延伸上，一方面要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不断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方式；另一方面须重点加大创新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力度，利用边境地区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发展旅游、分销、医疗保健、娱乐等领域的“飞地型”服务贸易。与此同时，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加快推进沿线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无缝衔接”，打通沿线在陆上、海上、空中的贸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