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业界深感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给其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正不断利用其贸易政策表面“合规性”，对中国等贸易伙伴的部分进口商品数量采取限制和控制措施，以达到其扼制竞争对手的目的。
为了在后危机时代依然保持世界经济霸主的领先地位，不断攫取超额利润，同时也出于国内业界深感我国出口部门迅速崛起给其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美国正不断利用其贸易政策表面合规性，对中国等贸易伙伴的部分进口商品数量采取限制和控制措施，以达到其扼制竞争对手的目的。历史上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例如欧共体和日本，都已深受美国“合规性”贸易壁垒之苦，对此亦有切肤之痛。
新贸易保护主义最明显特征
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其利用WTO规定不明确或缺乏有效约束的“灰色区域”条款，出台很难诉诸WTO的政策措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购买美国货”政策，就是利用了WTO诸边协议《政府采购协议》规定，针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等还未参加该协议成员，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因为只有参加该协议的成员才能享受其权利。
当前，美国贸易保护领域已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延伸，贸易保护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在货物贸易领域，保护手段从关税措施发展到非关税措施（环保、劳工安全标准和福利标准等）；在服务贸易领域，在产品移动、人员流动和开业权等方面设置更多限制，出现排斥外来劳工，禁止外国劳工参与美国工程建设等现象；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非理性的维权和任意侵权现象更多地出现，对我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集中、复合、多发成新特点
自加入WTO以来，美国就紧盯中国加入WTO承诺不放松，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国执行协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利用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报告对中国施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出于维护国内政治经济稳定的考虑，我国不仅遭受了美国“合规性”贸易壁垒，而且又出现了美国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时间集中、多种“合规性”贸易壁垒同时使用等新的特点，使我国对美贸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主要是美国针对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激增。同时，遭受壁垒的产品范围已由传统产品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扩展，技术性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失逐年加大。
此外，为了监督中国入世承诺的履行情况，美国已经形成了由政府、企业、国会组成的多层次监督机制，对中国的贸易、投资、出口管制、人权、法律、宗教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指责。事实上，在美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存在大量名义上符合或表面不违背WTO的有关规则。例如以维护其所谓的公平贸易、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及动植物健康为由，实质上是为了保护美国相关产业和市场而滥用的一系列贸易壁垒，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
建立应对机制
我国政府部门应建立完善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这三者之间分工合作的专业化的美国“合规性”贸易壁垒与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商务部要对重点行业、重点出口商品进行实时监控，在对华反倾销调查等出现苗头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化解矛盾，避免摩擦。此外，我国政府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摩擦救济体系。
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时，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要积极做好对外交涉和应诉的工作，积极鼓励和引导我国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对美国的反倾销案件不应诉，则必然丢失市场，但参与反倾销应诉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的工作，一些企业往往力不从心。所以面对多发的贸易摩擦事件，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更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应诉，协调各方力量，做好信息服务、业务指导和协调合作工作，加大贸易救济工作的专项资金支持，从而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整体能力。
构建和谐的中美经贸关系
多年来，我国奉行的是“出口至上”外贸战略，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政府财政负担也不断加重。当前，我国应该将关注的重点从贸易顺差和贸易额转移到贸易平衡和生产率提高上来，逐渐改变出口增长的方式，鼓励、促进和指导企业自主创新，尽可能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档次。随着中美经济往来的不断深入，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并建立工厂，我国应该在这一有利的条件下，借鉴美国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加对外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投资、消费、出口三者的格局，增加国内的消费市场和能力，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
另外，我国要合理统筹国内发展与对美经贸关系，同时要树立全局战略意识，坚持与美国发展全面经贸合作，全面构建和谐的中美经贸关系，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