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如何衡量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是正确认识中国竞争力的关键。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这是中国年度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的关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然而，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我国全球价值链中获取的实际利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低成本优势的渐渐流失，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才能从贸易大国真正走向贸易强国。
本质而言，一国的出口产品中，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联合国贸发会议(U N C TAD 2013)报告显示，全球出口中约有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约有5万亿美元重复核算，而这对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以加工贸易和中间品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这种重复计算和虚增的成分更大。
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然而，传统的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存在重大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美国主要以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专业化生产高附加值部分，而中国由于长期以来高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主要以其丰裕的劳动力承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部分。这样的分工决定了中国势必进口大量中间投入品；而美国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表面上大多表现为中间产品的跨境出口，事实上是国内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和延续。
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 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四成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转移至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顺差也转移至中国。这种转移可以通过复进口来体现，即“货物出口后再进口至该国”。
通过对中国出口加工区考察发现，由于中国香港的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力先进，产品经过中国香港运输成本低廉且节省时间。出口加工区出口产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税，中间货物进口用于加工，加工后也可以享受优惠税收出口。中国是迄今世界上主要的复进口国。中国的复进口自2000年来已经增长超过12倍，复进口正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成分被严重夸大。
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在出口部门中，含国外增加值比重较高的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其产品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平均比重为26.3%，即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出口超过1/4的增加值非中国本国创造。如果以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将缩水36%左右，中欧贸易顺差、中印等双边贸易顺差也将大幅下降，中日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扩大，因此，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水分”不可低估。
展望世界经济的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归根结底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因此，中国需要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水平。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FTA大浪潮，加快推进中日韩FTA、中国-东盟FTA谈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TA、中欧FTA等战略协定谈判，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