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初步统计，2013年1月至11月服务进出口总额48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预计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将超过5200亿美元，同比增幅在11%以上。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的全球占比仅为0.6%，2012年该比例已达到5.6%，居全球第三位。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处于严重失衡的局面。
我国的服务贸易不仅量小而且质低，未来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
“服务立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服务贸易居前20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各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国，2011年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1万亿美元，实现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长23%。服务贸易就业人数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四。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对亚太地区服务贸易顺差5700万美元，对欧盟顺差4400万美元，对北美自由贸易区顺差3500万美元，对其他拉美国家顺差2500万美元。
但我国服务贸易却连续十二年出现逆差，这既有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开放、进口增加的原因，也反映出服务贸易竞争力与主要发达经济体间还存在着显著差距。从服务业发展规律来看，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70%，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比重则达80%左右；服务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为20%，而我国服务出口占对外贸易出口的比重不足9%。据商务部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从94亿美元扩大到221亿美元，呈逐年扩大趋势。以美国为例，2010年，中美服务贸易296.6亿美元，其中我国对美出口96.3亿美元，进口200.6亿美元，贸易逆差达104.4亿美元，为2009年的1.4倍。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日趋知识化、技术化和资本化，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如旅游、销售服务等）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如运输、电讯、金融等）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如专业服务、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等）为主。这正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优化趋势。而我国服务贸易以旅游、运输等传统性行业为主，在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方面较为薄弱，致使我国整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处于比较劣势。近年来，尽管计算机、保险、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增速很快，但这些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中比重依然较低，2010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仍有约一半集中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领域，而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等四类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仅占出口总额的7.6%。
全球服务的可贸易化正在改变整个国际贸易的深层结构。世界第一轮全球化是制造业供应链的深刻重构。在此过程中，我国凭借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累积了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现在跨国公司全球制造布局已基本完成，在传统红利渐进消逝的过程中，我国必须加快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
首先，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工业部门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回报率将持续下降，出口驱动的增长红利会减少。
其次，“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我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严重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上限，这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再者，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这五大因素的影响下，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或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这预示着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模式，很难在贸易层次和战略利益上取得突破。毕竟，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可能会对我国产业的全球定位形成惯性依赖，面临“被锁定”风险。
毋庸置疑，未来促进中国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逐步扭转过度依靠初级要素的竞争方式，通过设计研发创造、品牌价值创造和营销渠道创造等高端服务环节创造利润、创造附加值，大力发展高层次的服务贸易，是我国实现全产业链整体升级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