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炜光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挂牌，10月8日开始接受中外企业登记注册。在这块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比以往更为精彩的改革大剧，就此拉开序幕。
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它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贸易”问题，所以上海人更喜欢称自己为“改革试验区”。试验区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过去那种单纯靠政策扶持、贸易保护的发展模式在这里率先画上了句号。这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加工、代工的贸易模式目前已经发展到极限，市场已经填满，没有空间了，而有些地方还在搞老式的开发区、建深水港，如曹妃甸、欧亚大陆桥等巨大项目的建设，填充的还是钢铁、化工之类的产业，主要为国内市场服务。结果却是，在投入巨量资源之后，并没有打开进一步开放和促动国内体制转型的局面。
在上海自贸区之前，中国已开辟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甘肃兰州、广东南沙，以及深圳前海、福建平潭、珠海横琴等等新区，一直试图走出一条开放的新路，各个新区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体制创新上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跳出依靠内部投资求发展的老套路。从体制创新的角度说，中国市场经济这几年确实有所发展，但也有走偏的地方，体制的某些方面有固化的现象，比如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抑制，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许多政策一到地方层面就走了样，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等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企业和资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走出去，大量引进已经开始为大量输出所取代，而我们的政策和做法跟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却差异很大，有“融不进去”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更加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和严格按规则办事，并且要积极参与到全球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去。新一届政府希望中国与世界进一步接轨，通过建立新型自贸试验区的方式推进对外开放，并把新区划定在上海，其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与自贸区之外的环境完全不同的市场，并通过这种新的开放举措来促进国内的行政与经济体制改革，可谓用心良苦。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什么不同？我以为首先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的“自由”两个字。阿玛蒂亚·森说，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这是一种特定的发展观。自由是发展的目的，同时也是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就是自由的成长，是人们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其中包括人的各种基本权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具有“建构性”。以往我们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论市场如何重要，这当然没有错，但还不够，市场本身也有缺陷，也有失灵的问题，这构成了另一部分人反对以致全面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理由。那么，比效率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交易的自由。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物品和劳务，是人的最古老和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如此，市场便不只是个买卖东西的场所，而是与人的自由相连，它超越效率和经济利益的意义所在，自由交换的权利优先于后果考量。这就是自由的真谛，却是以往人们多所忽略或有意避开的陌生领域。
市场需要的是依法和有序的管理，而不是凭借权力任意对其施加干预，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行动秩序”，也是自由扩展用以证明的另一个经济学道理。哈耶克的看法是，如果允许个人分散的行动形成统一的秩序，就不要对个体之间的合作横加干涉，不仅如此，当个体间的合作需要外界配合的时候，至少应该使这种配合发生的概率高一些。但是在现实中，好端端的“管理”却被偷换概念，变成了强加于人的“管制”，常见对经济生活的横加干涉，随意、随性地改变规则、反复无常，权力的肆虐已病入膏肓。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该完全不是这个路数。根据国务院的“总体方案”，试验区发展的5大目标依次是：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其中包括，扩大服务业开放，改革外商投资准入体制、国际标准的投资准入各阶段的国民待遇、关境上的公平环境、“负面清单”管理，以及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改革者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了诸项改革的首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事前审批制为事中、事后监督制，因为项目审批制已然严重过时，导致市场失去效率，搞垮企业，损害政府公信力，也使得腐败难以根治。
当然，上海的这个新市场，既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刺激作用，带来帕累托改进，也会带来利率、汇率和税率的新的“双轨制”问题，导致套利和赚取汇率差额行为的发生，风险显然是存在的。据称，衡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经验是不是可复制、可推广于全国。上海眼下是在改革的深水区里逆水行舟，既然是试验，就应该既允许试对，也允许试错，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败依然关系重大。上海的成败便是中国改革的成败。
相信这个中国最卓越的城市有能力承担起历史性的任务。今日之上海，便是明日之中国。(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