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为期两天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虽然双方在两天会议期间不断吹风，表示在许多双边关心的重大议题上看到了对方的积极态度，但此轮对话的实质性成果仍然寥寥，务虚的成分更大。
尽管如此，本轮对话的召开仍然颇具战略深意。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上提出要发展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明确表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力促双方学会互相尊重。外界分析认为，中美两国在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大国关系上日趋成熟。
“我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目前只有象征性的意义，但象征性的意义也有其价值。这至少可以告诉世界，中美两个大国愿意持续对话，而不是直接相互斗争和冲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向本报记者表示。
战略对话分歧多
对话的举行正值“多事之春”，双边高层交流有望为未来开展实质性议题的谈判定下基调。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目前有一系列战略性问题需要双方高级别的交流，比如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地区安全问题等。对话在此时开展，时机很好。他同时指出，双方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远比政治战略问题上的小很多。
会议期间双方各自的表态，基本证实了这种判断。
本次战略对话由戴秉国国务委员和克林顿国务卿共同主持，包括3场小范围会谈、1场大范围会谈和1场工作午餐。其中小范围会谈的场次和时间是4轮对话中最多的。
在战略问题上，针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国务委员戴秉国3日表示，“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地缘依托”，“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应始于亚太”。
中国在黄岩岛海域对峙问题上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对亚太地区地缘安全事务的主张。尽管南海问题在中美此轮对话前夕受到高度关注，但双方并没有公开表示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
同样在3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指出，在南海问题上，中方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通过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解决有关争议。言辞中并没有提及美国。
经济议题迈出实质性步伐
相比之下，在经济议题上，双方释放的信号更加多元。有趣的是，许多表态都希望诠释对方的态度。
本轮经济对话就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和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三个议题进行讨论，并举行了一场工作午餐。
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表示，美国已开始采取更多措施为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提供便利。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对话期间表示，美国财长盖特纳已经承诺将要放松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虽然目前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陈德铭希望这一目标的达成不需要太长时间。他重申，汇率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不大，美国对华超过2400种商品的出口限制影响更大。
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表示，中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达成共识，认为汇率应由市场决定。
美方在诠释中方立场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美方官员透过媒体表示，中国正在应美方的要求，考虑下调消费税和关税，也在考虑提高国有企业的强制分红比例、开放资本项目以及放宽金融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等问题。
对此，沈建光表示，中国此前的确在上述不少问题上走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中国已经向外资开放其汽车保险行业，将来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很可能出现更多类似的行业开放。”
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围绕这些议题的表态仍然处于务虚的阶段，从意愿到实质性的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方强调的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取消贸易保护等问题，美方并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
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是相对较边缘的议题。中美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新结成5对绿色合作伙伴，决定签署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海关联合培训等文件。同时，中方宣布加入希拉里此前倡导的“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双方还同意在页岩气、生物燃料、海关、执法、防扩散、气候变化、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等领域加强合作。
新型大国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相对务虚的对话成果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相处之道。
“中美之间的对话形式很积极，在这个平台上，许多相互不信任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讨论。”咨询公司China Strategies主席Louis B.Schwartz告诉记者。
不过，尽管两国间每年超过16次双边对话，各自深谙对方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但这些成熟的交流渠道并没有有效推动双方达成重大的历史性共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不久前出版的专著中，将目前的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互疑”：美方认为，中方一直认为两国关系是长期的零和博弈，而中方则对美国想要维持其全球霸权深信不疑。
他们表示，以往的交流经验和广泛的交流活动，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相反，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由于缺乏信任，双方领导人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已经了解对方国家领导人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不过，戴秉国在对话期间的表态或许是对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诠释。他指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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