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阻挠，并非仅仅针对华为、中兴等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企业，而是西方政商联手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惯用策略，旨在确保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少数寡头企业的核心利益不受挑战且得以延续。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关注话题――警惕“政治标签”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
最近，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竟然称，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和中兴未能解释在美国的商业利益以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并“强烈建议美国网络提供商和系统开发商寻找其他的厂商来实施其项目”。号称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一批政客热衷直接介入企业商务活动调查，还处心积虑地插上危言耸听的“政治标签”，凸显出当今世界头号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动。
早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这份别有用心的报告之前，针对中国华为进军海外市场的种种绊脚石就已经设下。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原计划以22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3Com，终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宣布对该交易启动国家安全调查，致使3Com公司后来被惠普收购。2010年8月，美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发起网络升级的招标，华为提供的方案可为运营商节省至少8亿美元成本，但美国8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总统奥巴马及财长盖特纳，要求对华为向美国电信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供应设备一事进行全面调查，以评估可能的“国家安全威胁”，当时，中兴也曾试图获得一部分合约，但两家中国公司均以失败而告终。2011年2月，同样是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压力之下，华为不得不放弃以200万美元收购美国三叶公司(3Leaf)技术资产的交易……
美国的上述行径影响很坏，欧盟和澳大利亚随之采取了类似举动。3个月前，有媒体报道说，欧盟正在考虑针对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移动网络设备制造商发起调查；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也曾禁止华为参与投标其全国宽带项目，华为因而要求澳方不要歧视国外电信企业，应当一视同仁。华为、中兴在海外市场遭遇重重阻挠，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种种艰辛和“烦恼”，同时也让人隐隐约约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政商幕后联手的身影与玄机。
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阻挠，并非仅仅针对华为、中兴等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企业，而是西方政商联手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惯用策略，旨在确保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少数寡头企业的核心利益不受挑战且得以延续。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今年8月21日针对中国大陆的华为、中兴，中国台湾地区的宏达、宏碁，日本的京瓷、任天堂，韩国的LG、三星，瑞士的佳明，美国的亚马逊等多家企业发起“337调查”。其中，状告中国台湾地区宏达公司的芬兰诺基亚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据悉是为了延缓竞争对手新品的上市时间。由此可见，把贸易保护主义冠以“安全威胁”的标签，无非是为其霸权心理寻找的一种借口而已。
与各种贸易保护纷纷抬头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面向世界的中国市场一直呈现积极的开放态势。以华为在路由器市场上的老对手思科为例，其在中国市场就从未有过销售障碍。多年来，思科的通信设备广泛进入中国的商业、教育、家庭和政府通信市场。试想，如果中国也以美国当下的心态对待思科等国外公司，世界经济前景又将如何？
眼下，在各种贸易保护的干扰下，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重重阻力也将随之成为常态。如何有效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烦恼”？笔者以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更加宽广和深邃的国际化视野，审视当今中国正在面临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既要谨防狭隘的民粹主义情绪破坏来之不易的对外开放良好局面，避免给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造成新的障碍，又要深入细致地加紧研究应对外部各种挑战的有效策略，切实扭转“走出去”的企业单兵突进、缺乏策应、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努力形成和熟练掌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政企之间的协调配合，在积极做好政务外交的同时，着重强化商务外交、民间外交，以及国际公共关系等各项服务职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后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