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宁波一服装制造厂厂长孙先生接到了新年来第一张海外订单。对以代工为生的厂子，这本是一个好消息，但由于招工难，为了按时交货，孙先生不得不请宁波服装制造业中的“帮忙团”来帮忙。然而，这样一来，订单倒是能按时完成，高昂的工时费却将他的利润压至接近零的水平。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在宁波当地的调查采访了解到，“帮忙团”的成员虽然是打工仔，却不用进工厂，也不用按照工厂严格的规章制度上下班；加工同样一件衣服，“帮忙团”的加工费却是工厂里普通工人的双倍以上；虽然没有稳定的工资，“帮忙团”的工人有时一天赚上500元。 

　　宁波当地把这样的群体称为“帮忙团”——每当工厂有订单要赶而又缺工人的时候，“帮忙团”的短信往往就会“体贴”地发到工厂老板的手机上，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使整个工厂的工作氛围非常浮躁，”宁波百纳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平评论道，“‘帮忙团’的出现使工厂工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平衡，于是更多的工人开始请假，参与到别的工厂的帮忙队伍中去。”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百纳针织制衣厂就不得不开始连续聘请 “帮忙团”，“下半年开始，走掉了很多工人，而客户的订单是耽误不起的。”百纳针织制衣厂厂长袁海林介绍道，但是一旦聘请 “帮忙团”，“订单的利润就没了”。 

　　然而进入今年，部分“帮忙团”也开始发现：生意不好做了。由于一些中小型工厂本身的订单就不多，能分给“帮忙团”的订单就更少了。 

　　高价“帮忙” 

　　宁波“帮忙团”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6年。其后，“帮忙团”的队伍开始壮大，“这两年‘帮忙团’的人数成倍地上涨。”这一趋势从袁海林每年收到的“帮忙团”发给工厂的名片数量可以略窥一二，“2009年就十多张，到了2010年变成了三十多张。” 

　　“我2008年开始加入‘帮忙团’的时候，接的几个工厂单子碰到的都还是熟人。去年开始，几乎一律是生面孔。”“帮忙团”成员孙勇回忆道。 

　　据孙勇介绍，“帮忙团”通常由一个包工头凭借个人关系从厂家处拿到订单，之后在一群已经不工作的工人中要人。程序简单，拿出一张价码单，标明每一道工序能给出的最高价位，价位一般会比普通工厂工人高出一倍。 

　　“按照计件来算，一件10元工时费的衣服，我们收费20元；按照小时来算，一般工人在7元钱每小时，我们就在14元钱每小时。”孙勇表示，碰上年底工厂大批订单要加工的时候，要价还会水涨船高。 

　　虽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干，但是一旦来活，“帮忙团”的赚钱速度还是让孙勇十分激动。“有时候一天能赚500元，”孙勇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个月往往能有5000元~6000元，当然这是有活干的时候。“常常干一个星期休息3天，干两个星期休息1个月。”尽管如此，孙勇计算下来，一年的平均收入要比中规中矩在工厂打工要高，“而且时间是自己的，想休息就休息。” 

　　这其中，牵线的包工头的回报则更为丰厚一些。陈国平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最终如果给‘帮忙团’工人的价格在15元每件，中间的包工头至少会向工厂要20元每件。” 

　　只是如今随着“帮忙团”队伍的壮大，“他们要价一旦过高，我们还可选择另外的‘帮忙团’。”袁海林告诉记者，在不得不用“帮忙团”的时候，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只是不论要得多低，利润基本都是赔进去的。” 

　　长期与工人打交道，陈国平认为，突然暴涨的薪水往往让一些工人失去了工作的平常心。“帮忙团成员的高工资，让工厂里正常工作的工人很难保持正常心态工作，导致工厂流失了部分工人。这部分流失后的空缺就不得不以高价再次聘请‘帮忙团’，最终的结果就是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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