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需求黄金时代悄然落幕，中国出口引擎调整不期而至。如何巩固加工贸易的既得优势，能否扩充重要资源和技术进口？怎样在中国加大资本输出的同时，避免“走出去”陷阱？

　　加入世贸组织(WTO)十年，检讨中国外贸得失，正逐渐升温为2011年度话题。

　　这是一个充满“双重吊诡”色彩的故事。曾经预言中国难以抵挡全球化冲击而终不免崩溃的论者，如今怀着错愕欣羡的心情，重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的体量，分析它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震憾；而尽享十年全球化红利的中国人，面对节节攀升的“双顺差”，在经历了最初狂喜和自得之后，也尝到了高成本引入资本和低收益输出资本的酸楚。

　　中国的外贸转型时刻已然来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中国内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张力，令转型成为经贸领域念兹在兹的首要议题。更平衡的贸易也正从数年前的一个远景话题，转换成迫在眉睫的改革使命。

　　围绕此目标，“增进口”“减顺差”“走出去”等举措正次第落实。然而我们更需警惕新一轮矫枉过正：“增进口”并非“大手大脚”采购，“减顺差”不必然要“压出口”，“走出去”不是为了“捡洋落”，更非要把“摊大饼”铺张到全世界。

　　冷静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加工贸易仍有利润空间，“腾笼换鸟”还需从长计议；“微笑曲线”的攀升亦非朝夕之功，不妨代工贴牌与自创品牌齐头并进。达致更平衡的贸易应是一个长期自然的过程，而非以新的扭曲代替旧有的扭曲。

　　实现更平衡的贸易，亦离不开全球化的深化。如WTO总干事拉米所言，全球化可能放缓，但不会停止。产业升级带来的新比较优势，除却全球贸易和投资舞台将无从呈现；中国拉动内需的真正实现，更无法仅靠中国本身来满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离不开全球性资源与市场的合理配置。

　　就像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我们所要做的，是要以十年前那样的勇气和决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真正做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唯如此，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更趋全球化的十年，分享更平衡贸易的红利。

　　——编者

　　上篇：决断转型

　　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元首会晤，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自然是重头戏。

　　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四天，在与奥巴马和美国各界交流有关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的同时，双方签下11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超过70份商业合同，采购大单合计价值450亿美元。白宫一份简报显示，包括波音公司、通用电气、霍尼韦尔等在内约25家公司分享了这一蛋糕，这对仍处于微弱复苏的美国企业界是巨大利好。

　　陈德铭1月19日在华盛顿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加强沟通与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现在中国已是美国在全球的第三大出口市场，随着今年中国继续实行“扩进口”计划，中国对美进口还会增加。

　　事实上，促进贸易平衡、平衡国际收支，中国的动作远比外界预期的更快。2010年最后一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货物贸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分析人士认为，此政策将更加便利中国进口。紧接着，温州亦传来民间私人投资用汇将开闸放水的消息。如果此议成行，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这意味着75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将加速走向海外。

　　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号文件，允许机构用人民币直接投资境外项目和企业，中国资本出海提速势所难免(详见本期“人民币出海扩渠”)。

　　而就在胡锦涛访美前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和王超带领的大型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掀起采购“旋风”的同时，亦在探寻更多对美投资、并购等资本层面的机会。

　　适逢中美建交40周年，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十周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与调整处于重要的转折期，中国引人注目的对外贸易亦面临全新棋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外贸政策已写入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全国商务工作会议定调，2011年外贸主要任务之一是出口与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实现外贸、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均衡发力。

　　这是中国就外贸转型战略而释放的明确决策信息，具体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随即展开。

　　出口胜景难再

　　全球需求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最近三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值的比例，的确在接连下降

　　新世纪(21.08,0.09,0.43%)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黄金时代”。这是对外开放30年的重要收获，亦展现了中国加入WTO的“红利”。

　　这十年，恰逢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涌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成本上升撤离日本和东亚新兴经济体，对外寻求低成本生产基地，中国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赶上这波浪潮，迅速成为 “世界工厂”，对外贸易呈持续多年的爆发式增长，为世界经济史所罕见。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出口增长远超进口。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十年来年均增长10%，由此催生中国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曾经的外汇极度紧缺成为历史，到2010年底中国拥有外储余额突破2.8万亿美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对《财经》记者表示，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让中国实现了从沿海14个经济特区到长三角经济区，再到中西部梯度开放的格局。出口直接带动就业8000万人，其中60%来自农村转移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出口是中国过去十年里当之无愧的增长主引擎。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十年来，中国全面接受了多边贸易协定，消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清理了3000多条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政策法规，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大市场与50多亿人的国际大市场对接起来。

　　但进入2010年，中国的外贸数据和增幅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中国海关总署1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34.7%，是同期中国GDP增速的3.5倍。与往年有所不同，2010年的出口15779.3亿美元，而进口亦高达13948.3亿美元。同时，去年中国出口同比增幅为31.3%，低于进口高达38.7%的同比增速。

　　上述亮丽成绩单背后，是正在变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和中国外贸挑战。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贸易条件之变，即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去年4月的测算结果，去年1月至3月，按进出口同比价格不变计算，出口价格下跌使出口部门少收入104亿美元，而进口价格上涨使进口部门多花404亿美元，合计508亿美元。

　　测算显示，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损失约占中国国民收入的4.9%，这意味着2010年一季度的真实国民收入增长率应是7%，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11.9%。对此，学界虽有争论，但也倾向于承认，宋国青的实证研究至少表明，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引擎面临重要转变。

　　相关数据还显示，近三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值的比例，的确在接连下降。同时，中国进口的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却因“中国需求”旺盛而不断上涨。

　　据中国钢铁行业的统计，仅铁矿石涨价一项，中国去年就多付了260亿美元的采购成本。对此，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分析认为，2010年中国贸易顺差收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进口价格上升较快。

　　外贸是与全世界做生意，出口增长自然需要买家踊跃。但自2008年起，一个显性的坏消息是，全球需求的黄金时期已然落幕。从华尔街金融危机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不得不进入一个节省开支、增加储蓄的长周期阶段，中国出口必受影响。

　　“中国过去数十年执行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已不足以处理双方今后的经贸关系。”胡锦涛主席访美前，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公开表示，发达国家负债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不能再纯粹依赖出口。

　　外贸模式挑战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动向，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中国长期津津乐道的“双顺差”，越来越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展望未来，全球贸易增长的复苏并不让人乐观。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预测，2010年至2014年全球贸易(包括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5.6%，将明显低于2003年至2007年的8.1%。受危机影响的欧美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成定局，必然替代中国部分出口产品。

　　与中国类似的新兴经济体，亦多采取出口导向模式，有的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成本低于中国，这些行业也将部分替代中国的出口产品。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财经》记者表示，五年至十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不会太大，反而可能太小；十年后，印度可能取代中国；而到2020年至2025年，中国低成本优势将告一段落。“目前印度、越南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成本低于中国，已隐约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将加工厂转移至周边国家的迹象。”张燕生说。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亦出现新动向，绿色标准、产业安全等更加隐蔽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

　　据WTO秘书处统计，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

　　难怪陈德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2008年起商务部大楼里常常彻夜加班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忙得最多的，就是准备各种调查、应诉等解决贸易摩擦的材料。

　　与此同时，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逐年上升，亦成为压在纺织服装等低附加值行业身上的一块重石。去年棉花价格涨120%，纯棉面料上涨近100%，真丝面料涨幅30%以上，而2008年以来频繁爆发“民工荒”，已经预警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趋势。

　　在2010年春季广交会上《财经》记者看到，成本压力下，一些纺织服装企业不敢接长单，10月以后就计划放假等过年了。

　　从2010年6月19日中国央行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约3%，央行再次步入加息通道，企业资金成本不断爬升。受各种因素挤压，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在了“零利润”的边缘。不唯纺织企业，据浙江力霸皇自行车厂销售部门人士介绍，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自行车毛利率只有10%左右，今年只好长单变短单。

　　一段时期以来，担忧中国陷入“中等发展陷阱”之议，也不绝于耳。“如果中国外贸发展模式不转型，如果中国不能形成内生的经济发展机制，则可能陷入发展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宋泓对《财经》记者说。

　　所谓发展陷阱，即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个国家没有能够培育出自己的企业群体和跨国公司，将过去低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因此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后，发展突然没有了依靠，高端产业上不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又丧失掉了，这是很多中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陷阱。“许多国家成功通过集中资源和扭曲性政策达到了经济起飞，但路径依赖又使其缺乏‘自立发展’能力。”宋泓说。

　　国际对比表明，拉美人均GDP长期在3000美元－8000美元徘徊，很长时间无法向10000美元冲刺，东欧国家亦是如此。“发展陷阱”成为许多新兴国家一种宿命式“魔咒”。而中国正在走入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区间，会否也难免宿命？ 一些学者开始深入思考。

　　相关研究发现，中国长期津津乐道的“双顺差”(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也越来越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向《财经》记者表示，“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

　　“‘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余永定指出，自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贬值40%左右，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账面和购买力不断缩水的风险。

　　此前在2007年，中国商务部曾将“减顺差”列为当年头件大事。不过，这一进程因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而中断。眼下，平衡“双顺差”再度成为决策者矫正失衡的当务之急。

　　转型决策共识

　　未来五年进出口增长目标定在9%左右，大大低于“十一五”期间20%的年均增幅，更强调“调结构，促平衡”

　　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之际，贸易转型亦顺理成章。

　　多位外贸决策和研究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十年，一方面是中国贸易大发展，一方面是围绕外贸乃至开放的争议不绝于耳。在新的十年，中国需要更全面梳理贸易现状。

　　外贸依存度是不是过高？赶超型模式是不是应该终结？“减顺差”是不是需要？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种不同话题的争议冒出来。”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告诉《财经》记者。

　　在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平衡进出口贸易已进入高层决策视野，并取得了基本共识。在随后的全国商务工作会上，外界注意到，陈德铭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促进口、走出去、内外贸平衡”。

　　接近商务部决策层的研究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早在2009年7月，商务部就着手研究外贸转型，确定《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为部级重大课题，由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牵头，商务部研究院、商务部外贸司、综合司等司局以及相关部委官员参与其中。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向《财经》记者介绍，胡锦涛在2009年中央党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中央高层也多次表示“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事关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09年5月曾批示，要求商务部研究“后危机”时期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新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务部确立了该课题，包括一个总报告和28个子报告，有16个国家研究机构，近300名学者参与。课题组历时一年，先后在十几个省市调研，多次召开专家、企业家研讨会，最终在2010年秋季形成长达200万字的专题报告。

　　这份报告引起决策高层重视，被业界视为“未来30年中国外贸战略的路线图”。据参与起草的人士透露，该报告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要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即在2020年前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而在第二个十年、即从2020年至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

　　据了解，该课题和报告提及的“四个优化、三个转变、六个协调”，也将是“十二五”外贸专项规划中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路径。

　　“四个优化”，即优化主体结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以及贸易方式；“三个转变”，即在质量规模上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国际市场布局上从集中向多元转变，在国际分工中从被动接受规则向主动参与制定规则转变；“六个协调”，则为促进出口和进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贸外资和外经、外贸和内贸、多种所有制、东部和中西部的协调发展。

　　主报告执笔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刚告诉《财经》记者，报告还包含如何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下，创新环保、节能、低碳等新技术，提升商品质量和出口结构，均衡协调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进口与出口协调增长等具体建议。

　　据悉，报告的相关建议正酝酿成系列贸易政策择机发布。参与课题讨论的专家透露，课题报告的意见已经在各部委会签，有望在今年以国务院文件形式下发，指导全国商务工作。

　　《财经》记者了解到，正在制订的“十二五”商务规划初稿已形成，未来五年进出口增长目标定在9%左右，大大低于“十一五”期间20%的年均增幅，增长目标从数量规模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型”。规划也没有再提“保份额”等指标，更强调“调结构，促平衡”。

　　下篇：弥合失衡

　　“出口引擎”升级

　　中国贸易转型并不等于放弃出口，而是如何应对竞争形势变化，想方设法通过控制成本、增加附加值而巩固出口

　　在外贸企业看来，决策层提出的贸易转型战略，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就是，最近30年来迅速发展的出口加工贸易，面临紧迫取舍难题。是简单放弃，还是顶着升级压力，通过优化品牌、管理等提升产品附加值，继续参与国际竞争？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外贸界人士多认为，中国贸易转型并不等于放弃出口，而是如何应对竞争形势变化，想方设法通过控制成本、增加附加值而巩固出口。

　　宋泓认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还将有扩张的空间，尤其是在产品多样化方面，此一出口多元化的过程还将维持十年左右的时间。同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些在市场中打拼多年的民营企业，率先开始主动转型。

　　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50%以上，其转型升级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加工贸易的低利润一直让国人唏嘘不已，“几亿件衬衫换不来一架飞机”成为加工贸易繁荣下的悲情。低利润缘于为人“做嫁衣”，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

　　2009年6月，12家温州企业组成考察团前往意大利，与50个意大利鞋服品牌接洽收购合作事宜，当年7月，两家中国民营企业以2亿欧元购得皮尔·卡丹生产许可证。这被外界视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微笑曲线”两端向上爬行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是世界笔记本电脑的组装中心，全球近95%的笔记本电脑在中国内地组装制造，其利润分配可谓中国加工贸易的生存样本。

　　在2001年至2009年间，凭借技术垄断，微软年均毛利率超过80%，英特尔超过50%。三大品牌商惠普、戴尔、宏凭借渠道资源，年均毛利率也在10%到25%之间。而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四大代工商的年均毛利率水平不足5%，其在中国境内子公司净利润又仅占母公司净利润总额10%－20%。

　　“世界出口品牌排名前十位的中国品牌是零，前50位是零，前100位仍是零，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一个世界品牌都没有，脸上真是无光啊。”陈德铭感慨道。

　　然而，自有品牌建设和技术优势获取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两年，一些地方尝试“腾笼换鸟”，希望赶走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加工贸易。但由于操之过急，一些本可逐步升级或迁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短期内完成调整或迁移，纷纷倒闭，给当地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亦带来大量产业工人失业。

　　据介绍，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向东在商务部内部会议上激动地说：要给加工贸易喊冤，现在说贴牌生产，说的一塌糊涂，不要以为贴牌不可靠，75%都是国内的零配件，25%是国内增值。加工贸易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不要轻视，政策要稳定。

　　宋泓也表示，中国不能简单抛弃加工贸易，“调整重心应放在升级上，而非产业转移或者国际转移上。” 他认为，加工贸易转变应由被分工变成主动参与分工，从参与别人的产业链到争取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工业体系。

　　这与商务部的态度不谋而合。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近日在对外经贸大学的研讨会上说，加工贸易现阶段仍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不可逾越”。从“制造”到“创造”，必须经过相当时间的储备和积累，才可能实现。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服装业者亦指出，中国服装(10.60,0.23,2.22%)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位次，大多数本土企业还没有切入主流的全球价值链，因此在国际产业链上逐步升级到多个环节，比盲目投入创新自有品牌更重要。

　　浙江一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提出从OEM(代工贴牌)直接过渡到OBM(创造自有品牌)不切合实际，更需要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强化制造环节做强OEM，另一条腿为OBM积累技术资本。

　　业内人士举例指出，为耐克贴牌的全球最大衬衫OEM厂商香港溢达集团，并没有盲目搞自主品牌，而是不断拓展价值链制造环节，从棉花种植开始，逐步涉及棉纺、梭织、染纱、制衣、配送等，如此的整合能力同行难以替代。

　　服装巨头雅戈尔(10.71,0.11,1.04%)的转身也备受业界关注。2005年雅戈尔加入耐克全球价值链，同时用进军房地产积累的资金支撑服装品牌。

　　2008年3月，雅戈尔抓住美国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的机会，启动海外收购计划，凭借1.2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五大服装企业KELLWOOD公司(下称KWD)旗下最主要的两家企业新马集团和斯马特公司的全资新主人，KWD公司的设计能力、营销渠道被雅戈尔尽揽囊中。

　　这被业界视做雅戈尔品牌战略的“惊人一跃”。由此，雅戈尔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覆盖从棉花种植、印染、成衣制造、物流销售全产业链服装企业。

　　业内人士还指出，做强OEM并壮大OBM，仅凭企业力量难竟全功，需要政府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压缩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并为加工贸易升级提供一揽子优惠税费政策，从而确保在全球新的竞争形势下，中国出口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不至于突然失速。

　　这些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远比地方政府简单“腾笼换鸟”更为关键，亦更为辛苦。

　　隆国强则从区域开放角度建议，中国国土面积超过欧洲，各地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不一，区域间则可以梯度推进出口产业布局。比如沿海发达地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微笑曲线”两端走；沿海欠发达地区可发挥临港优势，继续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中西部则应探索内陆开放经济新模式，重点吸引市场寻求性外资。

　　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世界经济的再繁荣将更多取决于“增量”而非“存量”。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工业化、城镇化，将促生巨大的消费市场。包括服装、家电等消费品仍然具有很大市场空间，这应当是未来五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新引擎。

　　进口如何放量

　　在中国政府主导下，通过海外采购团的方式矫正贸易失衡成为常态。但扩大进口不应单纯为了“减顺差”而买东西

　　在巩固出口的同时，多方面扩大进口则成为更显而易见的贸易平衡和转型重头戏，这也最受贸易伙伴欢迎。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主导下，通过海外采购团的方式矫正贸易失衡成为常态。这一方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同时也是中国进口急需的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等的现实需要。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参赞张少刚介绍，中国赴美采购团每年不下十个，事实上已成为美国产品最有潜力的海外买家。

　　陈德铭则向《财经》记者介绍，今年将召开全国进口工作会议，届时将出台一系列促进口措施。据悉，这些措施包括降低进口关税、扩大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实施进口便利化、建立进口促进体系等。几部委将研究如何使进口政策与金融、财税政策相匹配，如进口贴息、信贷、信保，税收减免等。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王受文在2010年底的“促进口”媒体通气会上表示，进口主要在矿产资源、农产品(17.18,0.48,2.87%)、消费品以及医疗设备、环保节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也是平衡贸易关系，“中国和160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扩大进口有利于促进与这些国家贸易平衡。”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商务部内部人士表示，扩大进口不应单纯为了“减顺差”而买东西。他提醒，“需要搞明白进什么？想进口的，人家不卖你，不想要的，盲目进口怎么办？进口的尺度如何把握而不冲击国内产业？国内外资源如何统筹？对于并不富裕的中国奢侈品进口如何适度？这些细节问题值得推敲。”

　　以大豆为例，1995年以前中国是大豆净出口国。然而短短五年时间，中国就成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进口大豆达5000万吨，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大豆产业几乎全军覆没，沦为进口大豆的配角。这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中国的豆油和豆制品生产，主要受制于国际大豆产量与价格。

　　同时，能源和资源的扩大进口，最为中国所急需，但也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领域。据此前曾多次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争议的人士透露，美国最喜欢向中国推销波音飞机、加州农产品、好莱坞电影和奢侈品，但对中国最感兴趣的IT、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和产品限制多多，相关博弈未有穷期，中国需要巧妙运用各种办法，买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表示，“买得起”“买得到”与“买什么”的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去年，魏建国曾呼吁将进口政策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在给中央的关于“大进口”政策的六条建议中，魏建国指出应尽快成立以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为主的部级进口协调领导小组，通盘研究“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进口政策。

　　他认为，应尽快公布中国企业进口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口的财税、信贷、融资、担保、信用、运输等方面的支持细则，还要通盘研究进口跟国家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把握好进口导向，避免冲击中国相应的自主产业、民族产业，以及内贸市场，找到一条进口促消费、进口带动内需的路子。

　　据魏建国所在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预测，如果确立了中国进口的长效机制，未来十年，中国进口年均增幅估计达到30%左右，活跃而购买力强盛的中国买家将是未来一景。

　　对外投资提速

　　在全球经济史上，几乎所有净出口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贷款，成为资本输出大国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钱”当然不只是对世界各国的产品感兴趣。从油田到房地产，从企业股权到主权债券，均吸引着中国官方和民间资本“走出去”。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最近两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速度确有放缓，而同时对外投资增势明显。2010年初，中国民企吉利集团以近20亿美元收购沃尔沃轿车项目即为明证。而从年初到年尾，中石油(11.28,-0.08,-0.70%)、中石化、中海油、中化集团等轮番披露了多起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并购。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助推下，人民币跨境 投资规模也逐月激增：2010年8月底仅为60亿元，到12月底累计已超过700亿元。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秘书长和振伟对《财经》记者表示，“采购团”的方式并不是平衡贸易的长久之计。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美国等地投资，以投资带动资金流、人流、物流的双向流动是一条更可行的路径。

　　“比如扩大外汇储备的投资和国家贷款、项目援助，或者把买美国国债变成投资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该协会正和美国一家机构合作，组织中国企业团赴美考察投资项目。而这也成为近一两年最受中国企业家和投资机构欢迎的事情，许多对外投资因此而成。

　　在今年“胡奥会”之前，颇受决策层重视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议调整中国政府对美的资产与投资组合。

　　该报告执笔人王军告诉《财经》记者，他们建议中国将持有的美国国债做抵押，以抵押贷款参股的方式投资美国，主要投向高速铁路、公路、桥梁、机场、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中国在这方面较为成熟的技术、装备和设计、施工人员，帮助美国改善部分基础设施老化状况，并带动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乃至劳务的出口。“若干年后，投入资金可以通过运营回报或股权分红的方式收回。”王军说。(详见本期“双周宏观经济分析”)

　　深圳新世界(11.29,0.25,2.26%)集团近日收购位于美国洛杉矶环球影城的喜来登环球酒店 (SHERATON UNIVERSAL HOTEL)、这是新世界集团继去年3月买下洛杉矶市中心万豪酒店后，在九个月内收购的第二家洛杉矶酒店。据估算，被收购的两家酒店总市值超过1.5亿美元。

　　洛杉矶长滩世界贸易中心组织总裁、洛杉矶郡外商投资和贸易发展事务首席代表包万斯(Vance Baugham) 告诉《财经》记者，“深圳新世界集团为洛杉矶提供了超过700个就业机会，成为了洛杉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伙伴。”

　　正是包万斯2009年的深圳之行，促成了深圳新世界董事长黄伟的这单生意。过去两年，包万斯所在的机构先后促成了比亚迪、中国移动、海康威视等公司落户洛杉矶。

　　据介绍，目前中国企业到洛杉矶投资，主要包括以下产业：计算机和电信业、新能源业、电子电器产品及设备、纺织品和服装业、制鞋业、家具及家居用品、玩具制品、塑料业、珠宝业、汽车及汽车配件业、食品饮料业。这些已经紧密地和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行业，在洛杉矶市场颇被看好。

　　“我们接下来会重点与来自汽车及汽车配件业，高科技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商进行合作接洽。”包万斯表示。

　　从整体上看，中国自1994年成为净出口国家，1994年至2009年累计顺差约10万亿元。学者们指出，在全球经济史上，几乎所有净出口国家和地区，比如“二战”前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都先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贷款，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中国会否也在迎来对外投资的爆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底发布2011年《世界经济黄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并购交易额居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达400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已位列世界第五。

　　来自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的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有1.2万家境内企业或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是2000年的4.5倍多。从2002年至2009年的八年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54.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主编詹晓宁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和吸引外资1∶2的比例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变为1∶1。”

　　据悉，商务部等部委正在研究拓宽外汇储备有效运用以及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和方式，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与此相关的《对外投资条例》《对外合作条例》《对外劳务合作条例》三份条例将在近期出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最新完成的一份报告建议，尽快研究将外汇储备转化为资本输出，鼓励企业到海外开工厂，特别应鼓励汽车、家电、轻纺等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走出去，到发展中国家设厂。这样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国内设备、技术和零配件、原材料出口，扩大劳务输出，促进就业，缓解过剩产能。

　　该报告还建议，由业内称为“中投二号”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新公司)充当投资平台，从央企到大型国企的海外投资计划中筛选合适的项目，直接将外汇储备作为资本金注入从而获得股权。该笔外汇形式注入的资本金必须定向投入海外投资项目中，不允许在国内结汇。国新公司不干预参股企业的日常经营，但可在合适时机以上市、重组等方式转让出售或者划拨所持企业的股份。

　　“这个路径不仅可以回避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还因为专业性加强增大了海外投资的成功率。”王军说，这样外汇储备最终投向海外而没有因注资国企在国内二次投放基础货币，也减轻了通胀的压力。

　　避免“走出去”陷阱

　　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

　　作为刚从加工贸易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仍处于资本输出的初级阶段。面对国际市场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资本“走出去”远非看上去那样美妙。

　　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利、2009年中铝增持力拓失败等案例，展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故事的残酷一面。而TCL收购汤普逊电子、上汽收购韩国双龙而整合失败的经历，亦被视为中国企业冒进国际化而支付的昂贵学费。

　　麦肯锡公司的统计显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有关专家提醒，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过程中一定要控制风险，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时，必须配备高水平的法律顾问、有经验的银团帮助，以免掉入各种商业陷阱。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调研室主任朱明春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企业不应将海外并购当做“赶时髦”，抱着“抄底”心理轻易决策，而应该从战略高度衡量海外并购的时机和对象，量力而行。吃不透所在国法律、用工制度、风俗人情等，不要盲目下手，否则只会花钱打水漂。

　　“我们走出去刚破题，缺乏经验，需要一边往外走，一边交学费，一边训练人才。我想提醒的是：中国企业，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警惕海外投资的风险。”陈德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另一方面，朱明春指出，目前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还不太够，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完全自由兑换，国内企业资本项下换汇很难，企业急需的信贷、金融服务都跟不上。今年初相关规定虽有松动，但实际效果尚待观察。

　　中国建筑(3.74,0.00,0.00%)工程总公司副总裁陈国才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走出去面临的问题很具体：信保周期太长，一个项目运作下来要一年至三年时间，“人民币换汇时间也太长，我们在加勒比海投资35亿美元的一个项目，经过三年时间才审批下来。”

　　隆国强建议，现在要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在税收、外汇审批、融资、专项资金支持、海外保险、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具体支持，比如“对鼓励类境外投资项目，实行设备加速折旧、税收减免和延迟纳税等优惠政策”。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部分企业反映，目前与中国投资“走出去”相关的政策法规略显凌乱，不完全成体系。一些政策法规由于颁布过早，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走出去的环境，而各级政府部门不时出现交叉审批和多部门管理现象，不利于企业“走出去”。

　　据魏建国透露，他已向高层建议尽快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五部委成立“走出去”部级办公室，统筹实施走出去政策。

　　试图“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亦面临不同程度的“所有制歧视”。一位温州商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现在“走出去”步子迈得比较大的多是“不心疼钱”的央企。实际上，不少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中小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成本优势和产权优势高于国企，走出去却处处受限，比如并购决策审批过程过长，有好的投资机会也等黄了。

　　如何以组团的形式“走出去”，更好发挥合力，也是摆在中国内地企业面前的一个考验。台湾地区最大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台塑集团在浙江宁波投资建厂，台湾岛内有上百家企业相继来到宁波为其配套。

　　此种模式让中国内地企业备受启发：将上游生产和下游生产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一起“走出去”，围绕一个产业集群龙头企业进行整体迁移，是更好的“抱团取暖”模式。

　　据商务部介绍，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开始由过去的单个项目投资向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集群开发式投资方向发展。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等目前已经吸引了中国不少出口企业，中国贸易和投资的“走出去”，正在出现更耐人寻味的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