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治通胀和保增长有冲突 同一政策不能满足两目标
www.jctrans.com 2009-8-16 9:34:00 搜狐财经
我们该不该担心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离我们有多远?抑或我们更该担心的应是通缩或者是资产价格的飙升?8月14日,搜狐新视角月度经济学人论坛召开,数位专家将就以上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表示:我想今天围绕这个主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指标和经济态势,我们判断在不远的将来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第二个问题,如果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通胀的话,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结构要不要做调整?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现在判断在将来的某一个不太远的时刻,比如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会不会发生通胀。尽管我们的CPI、PPI同比都是负增长,但是我认为发生通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理由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大理由,我们从已有的货币政策实施情况来看,通胀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讲通胀不能不讲货币。上一期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国家最近半年多来是一种货币政策,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我们有货币供给、货币存量等综合而成的民意货币调节指数和实际货币调节指数来判断,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相当宽松的,上半年我们发了将近7.4万亿的天量的贷款。这么大规模的货币数量的发行,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中国的实践上来看,我们发现长期来看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有显著的关系。货币供给大约会在一到两个季度传递到通货膨胀中去。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经验数据来看,M2和GDP增速之差。往年经济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和最后的通胀之间有很大的关联。94年两者之间的差达到24点几,通胀也达到24点几。今年我们的M2和GDP之间的增速达到22%左右。我们97到98年的差是11个百分点。巨大的M2和GDP增速差,从经验上来看,他会反应到通胀方面去。所以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它存在可能性。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从外部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外依存度非常大,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到GDP60%左右。从外部情况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一些政策导致大量的货币投放,导致了美元贬值对中国的影响。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大宗产品价格,三月份以来的大宗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大宗产品价格的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测算。中国食品价格战CPI权重达到34%,高出其他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高出很多。2008年中国输入性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占比高达40%左右。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原材料价格上涨,这些价格的上涨肯定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中国是一个重化工业阶段。这些价格的上涨对中国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后工业化国家要大得多。目前事业价格对我们总体价格的影响非常显著。 因此,我们预期,如果今后会发生通胀,这种通胀仍然会延续我们上一阶段的前几年通胀的基本情况,就是结构性和输入性的特点,所谓结构性就是以食品为中心的价格上涨,输入性价格上涨就是工业产业如果大量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作为非常重要的成本部分,价格上涨会比较显著。 有人说西方国家现在还没有提通胀,中国怎么老喜欢提通胀?因为中国经济产生的下滑逻辑和发达国家不太一样。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主要来源于金融领域。而中国经济的下滑来源于外部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本身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美国的货币扩张政策在美国的经济中并没有带来M2和信贷的大幅度上升。美国的流动性处在下滑的压力,如果大家看一个图表,非常显著的可以看到09年3月份以后,发达国家M2的增速是一个平稳状态,而中国是一个积极向上走的过程。因此,通胀如果来的话,肯定不是在西方国家出现,而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率先谈通胀,是有一定的逻辑道理的。 中国通货膨胀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机制,会导致中国出现由通缩到通胀有一个突发性的逆转。它不是一个平滑的,是瞬间的。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已经有通胀预期。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出现通胀的可能性,我们是不是就要调整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现在可能发生通胀,我们马上就要掉头了,不可能。因为这是对整个中国宏观经济面的判断。经过上半年,我们的经济至少走出了低谷。但是我们从细节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我们只能说我们走出低谷,但是在低谷处在徘徊,还没有走到直线上升的通道。很多指标显示,比如说CPI、PPI,进出口的状况、上市公司盈利状况、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些指标都没有完全走出。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完全是在强力宏观经济刺激下面,走出了政策性反弹,还没有走出经济性反弹。靠近市场面的产业、靠近市场面的中小企业,都没有处在理想的上升通道。因此在这么一个格局里面,我们现在马上要转向,肯定是弊大于利。我们中国目前的基本矛盾是马上要自己可能出现通胀还是我们继续保持中国的增长。 从总体来说,治通胀和保增长两者之间是一个冲突,同一个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 因此我们肯定是一个权衡。在当前的宏观经济下面,我们从权衡的角度看,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刺激经济的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财政政策,这尤其重要。对于货币政策来讲,调整尤其困难,但是在我们现在来看,有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把今后可能出现的通胀,放在宏观经济政策一揽子方案里面加以考虑,在这里面,保持经济增长还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如果今后出现通胀,我们的经济没有完全走在上升通道,这个结构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总体面上来讲,我们国家继续要保持一个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确实要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现在人们的预期连续性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他感觉到政策转变了。 我们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大起大落。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货币政策,我们需要在商业贷款中考虑到他的不良债券问题,要在贷款过程中更多的鼓励到贷款走向实体经济。避免过多的贷款以投资项目为名,进一步的转入股市、楼市,导致资产价格过度泡沫化。比如说结构性调整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更多的引导中小企业的贷款。比如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在规模上面、节奏上面可以做适度的调整。在适当的场合里面,我们可以传递一些信号出来。以信号来显示出我们货币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这个前提下,我很同意刘院长讲的,中国真正要走出低谷,还要靠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改革。 结我的观点是两个:第一通胀可能出现。第二,从宏观经济面上,我们要继续保持原来的方向,在结构上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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