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后续效应恐将在国际市场上延续数年之久，迫使中国和其亚洲邻国放弃出口导向的经济成长模型。

　　华府推出7,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救市计划，将重新形塑美国金融业的风貌，可能会出现一至两个世代的转变，其演变方向尚不明朗，但对全球其他地区所带来的后续效应将相当深远。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此波金融动荡将带来出口转弱这一无可避免的结果。

　　美国在历经多年的透支之后，将得要重新累积储蓄，因此消费将会减少；中国、台湾、香港及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力道已然转弱。

　　填补需求空缺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认为这对中国而言是一警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表示。

　　罗奇预期，美国平均经济成长率将从过去13年的3.2%，降至未来2-3年的不到2%。消费成长幅度可能降至约2%，不到原来的一半，此乃受债务负担的影响。

　　随着景气寒风吹向欧洲及日本，罗奇预期这将导致中国出口大受冲击，进而使其目前约10%的经济成长率降至约8%，从2007年的成长11.9%进一步下滑。

　　“突显出出口产业畅旺且非常庞大、但面对外部冲击却没有活络的内需时，济成长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周末在天津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

　　振兴景气政策纷纷出笼

　　区域间各国央行已经做出回应，包括台湾、中国、澳洲及纽西兰等地均已调降利率。

　　宽松银根实为一良方，特别是在通膨风险消退之际。许多国家也提出财政刺激政策。

　　但要刺激内需也需要借助于长期改革，而这些长期改革有时会动摇经济的根本，例如日本得要放宽外国投资限制、马来西亚得要减少对国内受优待集团的保护、而菲律宾及香港则是得要让强势企业面临更多竞争。

　　就算时机最佳，在政治层面上这些都是困难重重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家希望政府在时局顺畅的时候推动改革。

　　然而这些国家往往逃避这些挑战，自满于压低汇率以仰赖出口需求的政策。

　　香港高盛研究中国的分析师梁红和宋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货币的汇价遭到低估，等同于折损内需，这显然无助于让全球经济重新恢复平衡。

　　这样的事证在中国尤其明显;去年中国家庭消费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3%，为一主要国家在承平时代前所未见的低点。

　　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滑坡之时，没有足够的内需来撑住经济。梁红和宋宇在报告中写道:“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的真正代价如今变得更明显。”

　　不要逃避改革

　　那麽，到底该如何做呢?

　　对中国来说，就是要诱导消费者少储蓄、多消费。而要使民众有信心增加消费，中国政府就必须在医保、教育和退休保障方面下更大力气。不过，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行政架构、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支配，是需要时间的。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我担心的是，其实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促进国内消费，其中包括财政方面，但这其中没有一件是能很快开始的。”

　　“历史证明，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而且总是艰难的，”佩蒂斯说，“很难预见可以做什么来促成下一年的转变。”

　　对亚洲地区来说，要想内需更加强劲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更有效的财政体系。很长时间以来，亚洲国家实际上是将管理超额储蓄的工作交给了华尔街。

　　如果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现在开始萎缩、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那么最终该地区将必须进一步深化债券市场，促进金融创新，以便投资能获取丰厚回报。

　　不过复杂的新式债券工具目前是“名誉扫地”，这使得金融自由化之路充满坎坷。

　　世界银行的金融业分析师斯华德(James Seward)说，如今亚洲监管者在批准任何新型证券化工具时都会极其谨慎。“没有人会提倡次优类型证券进入市场，但让人担心的是所有新型或崭露头角的产品都将被封杀。”

　　佩蒂斯称，因为是次金融危机就得出欧美金融模式风险过高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亚洲国家需谨记，10年前，在银行占据体系主导地位的日本，就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他说，“我想应该汲取的正确教训是，任何模式的金融系统只要经历了长时间的货币过快增长，就会变得益发地拉伸过度、益发地脆弱。”(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