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混合所有制等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放款限制以振兴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这四个政策的实现程度将会成为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松野丰
经历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从2012年左右开始，中国进入被称为 “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现在，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迫课题是今后该如何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中国2020年将实现小康社会，2050年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目标都需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而且，房地产泡沫风险及金融风险也需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解决。
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7%。对此，国外的一些媒体怀疑中国经济是否真正达到了6.7%的增长。但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的增长，这一点没有疑问。但重要的是，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下去。以下，我将对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个关键。
第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观察中国近几年的资本投资发现，虽然房地产投资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略显低迷，但取而代之的道路、铁路、物流设备、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明显。
例如，2016年中国汽车产量高达2650万辆。作为制造业，汽车生产的确为GDP作出巨大贡献，但不要忘记，2650万辆汽车行驶的道路和相关设施也同时得到了完善。这对GDP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
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资本投资效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明显降低。从2005年的数据来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ROA(资产收益率)为7%左右，基本持平。但之后，民营企业的ROA增长到两位数，现在虽略微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10%左右。然而，国有企业的ROA十年来不断降低，目前仅为3%左右。占GDP总量30%—40%的国有企业，其资本投资效率仅为民间企业的1/3，从这个数据来看，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
第二个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以前，中国消费的主力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东部沿海地区，但现在，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四川等地区的消费大幅增长。这些省份由于总人口多，消费的增量要远远超过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所以说，虽然速度慢，但中国正在向个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迈进。
在中国，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正在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确有提高。退休金、医疗等社会保障，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人们对提高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逐渐增强。
如果今后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解决，就有可能出现人口从城市流出的现象。而且，如果将来人们的退休金、医疗、住宅等基本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那么对国家失望而移居国外的人数也会增多，从长久来看，这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效率。因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是解决中国国内的民生问题。
第三是扩大第三产业。说到中国的GDP时，在制造业方面，生产总额、增加值等数据从过去到现在都有累积，但零售业等服务业在这方面的数据尚不充分。
现在，网络购物及餐厅外卖服务在城市呈爆发式增长，这些服务吸引了数量惊人的配送人员，但他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这些经济数据是否进行了有效补充?这样看来，对于第三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在实际统计数据上很有可能对其评价过低。
长时间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成为了制造业的圣地，但相反其国内的服务业却发展滞后。从近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来看，与制造业相比，对服务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中国国内在放宽对外企的限制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改革，即对包含金融在内的服务业放宽限制、开放市场。眼下正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在目前已扩大至11处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宽对服务业的限制等，这些因素决定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而言，通过产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劳动者的人均实际GDP，即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使得许多农村人口为了外出务工而向城市转移，劳动生产率出现了飞跃式提高。
目前，虽然向城市转移的农村人口减少，但随着制造业的FA化及IT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仍在继续升高。而且，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绝对值仍低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同时，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人口也在减少了，而最近以劳动力为主的快递服务增加，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量有所降低。这就等同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在降低，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现在，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在政府主导下，中国正在推行制造强国战略。而且，将信息化和提高制造业附加值联系在一起的智能制造也成为推动创新的重大机会。但目前来看，中国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还没有得到充分提升，尚处于概念先行阶段。
通过混合所有制等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放款限制以振兴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这四个政策的实现程度将会成为中国今后能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