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在2014年以后开始持续低于融资成本。拉美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在这一交叉点的左侧大约一年的时间点，日本发生金融危机在这一交叉点的右侧大约5-6年。
刘陈杰指出，2014年以后，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出现了很多不寻常的现象，资金逃离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空转的现象逐渐显现。我们把2014年称之为不寻常的一年，是因为在这一年的前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
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在2014年以后开始持续低于融资成本
上证综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之间由正相关变为负相关；全国整体房地产供需比值指标达到顶点，今后五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不再那么稀缺；新增单位GDP所需的资金密度（比例的加速度部分）开始显著升高，维持一定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宽松力度在增加。
刘陈杰认为，这些不寻常的变化背后，隐含着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变化。
经济基本面的深层次原因，使得我国整体金融风险加大，并在不同时期在各个领域逐步显现。如果分散应对，那金融监管者很可能疲于奔命，但效果一般。在2014年金融市场出现不寻常变化之后，首先需要厘清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以及背后的逻辑、处于什么阶段、各种风险的表现形式。
我国金融风险的深层本质在于不断下行的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与居高不下的实际融资成本之间的矛盾。单纯讨论金融风险的意义不大，必须结合实体经济的运行阶段，才能得到合理客观的判断。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阶段，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逐步下行。然而，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加深，实际融资成本且逐渐上升或维持高位。
文章指出，深层本质揭示我国金融风险的发展趋势，涉及到我国金融风险的具体表现就更加精确和现实。我国金融风险在以下领域累积较为严重：非金融企业的高负债；地方政府债务蠢蠢欲动，而且出现了新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继续扩张负债规模；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很大；金融链条过长，掩盖了金融风险，增加了相关部门的监管难度；新兴金融业态险象环生（P2P，互联网金融等）。
化解金融风险的供给侧改革，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制度供给层面；第二是实体经济基本面提升投资回报率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