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埃尔·鲁比尼/文
IMF和其他机构最近再一次调低了全球增长预测。这毫不奇怪：世界经济几乎没有亮点，并且许多方面在迅速恶化。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前两季度增长率平均只有1%。进一步货币宽松刺激了欧元区周期性复苏，但大部分国家潜在增长率仍大大低于1%。在日本，“安倍经济学”动力告急，2015年中以来的经济减速眼看就要演变为衰退。在英国，关于6月是否继续保留欧盟成员资格的全民公决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冻结了招聘和资本支出。而其他发达经济体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不利局面。
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在金砖五国中，巴西和俄罗斯进入衰退，南非几乎没有增长，中国正经历急剧的结构性减速，而印度表现出色只是因为矮子里拔将军。许多其他新兴市场自2013年以来也出现了放缓，原因是外部环境疲软、经济脆弱，以及常常从市场改革转向各种国家资本主义。
更糟的是，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长也有所下降。首先，高企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约束着支出，这一投资下降意味着更缓慢的生产率增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降低了投入生产的劳动力。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加剧了全球储蓄过剩。收入从劳动力手中通过再分配流入资本手中，也从边际支出倾向中低收入家庭流入边际储蓄倾向更高的群体（高收入家庭和公司）。
此外，漫长的周期性下跌可能导致更低的趋势增长率。经济学家称之为“滞回”：长期失业侵蚀工人技能和人力资本；而由于创新总是伴随新资本商品，因此低投资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持久性下降。
最后，多种因素拖累着潜在增长，因此需要结构改革来提振潜在增长。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改革都远低于最优水平，因为结构改革的成本和混乱是前置的，而收益要到中期和长期才能显现。这就让反对改革者占了政治上风。
与此同时，实际增长仍低于受抑制的潜在增长。去杠杆化过程意味着私人和公共支出需要下降，而储蓄必须上升，以降低高企的赤字和债务。这一过程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美国，然后蔓延到欧洲，现在则在新兴市场进行。
政策组合也不理想。大部分发达经济体过快地将重心转移到财政紧缩，重振经济增长的负担几乎全部压在非常规货币政策身上，而这些政策的回报是递减的。
债务经济体和债权经济体之间的不对称调整也破坏了增长。前者支出过度，储蓄不足，必须在市场迫使它们减少支出增加储蓄时照办，而后者没有被迫增加支出减少储蓄。这加剧了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投资减少。
最后，滞回进一步削弱了实际增长。周期性下降拉低了潜在增长，而潜在增长前景的下降导致进一步周期性疲软，因为当预期调低时，支出也下降了。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没有政治上易行的方案。不可持续的高负债必须迅速有序地降低，以避免长期而漫长的去杠杆过程。但有序减债机制对于主权国家来说难以获得，在政治上也难以为国内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实施。类似地，结构和市场改革是提振潜在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时机，当经济已经处于衰退时，这些措施特别不受欢迎。
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困难性也不遑多让，美联储最近就放风称将比预期更加缓慢地实现政策利率正常化。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仍被高债务和受误导的紧缩掣肘，即使在有财力放缓整固速度的国家也是如此。
因此，如今我们可能仍处于IMF所谓的“新平庸”、拉里·萨默斯所谓的“长期停滞”，以及中国人所谓的“新常态”中。但是不要搞错了：造成不平等性加剧并在许多国家导致民粹主义攻讦贸易、全球化、移民、技术创新和市场经济政策的经济表现，绝对不正常，也不健康。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