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推动亚太自贸区、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体现着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有助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
倡导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从思路和格局上超越现有利益冲突
陈建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北京大学G20财经课题组主要成员、财政部G20专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是当前两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共同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一直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这种现象至今仍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尽管如此，中国近年来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调整及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不能低估的。
首先，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呼吁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IMF向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代表权过低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得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投票权稳步提升。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上升至全球第三位。近几年，中国多次选派人员在IMF及世界银行中担任高级官员职务，两个组织里也增加了中国籍雇员人数。这些变化是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更加具有代表性的体现。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去年出现加速态势，尤其是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标志性事件，这对于优化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去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中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应对风险，当前汇率已逐步呈现双向波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G20峰会倡导实施负责任宏观政策，避免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些都对当前全球金融治理及金融风险防范有着积极意义。
李昕（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G20财经课题组主要成员、财政部G20专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不仅在包括G20在内的多边场合大力倡导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还通过自身行动践行这一主张。首先，亚投行是中国完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重大举措。亚投行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还在推动全球金融合作，特别是政府间金融合作上开创新局面，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发出中国声音。其次，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的筹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启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等，都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再次，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中创设的一种新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同样是对旧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最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落地暨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成立，成为“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着区域金融稳定锚的作用。
当前，国际金融中心正逐渐由大西洋西岸转向太平洋西岸。这意味着以旧金融利益关系消解和新金融利益关系织造为主要内容的全球金融体制的变迁。中国正主动参与这种变迁，并在此过程中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
李远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旧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在解决全球失衡、稳定全球金融体系、防范全球金融风险上的欠缺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及全球经济格局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要求，包括改革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机构，使其发挥更切实有效的全球性职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全球合作加强对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道德风险等。
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变革牵涉到各国既有权益及责任的相对变化，必然会引发复杂的矛盾冲突。如不能妥善处理，改革就可能陷入僵滞。同时，发展更为公平、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也需要时间的磨砺，如何平稳过渡并凝聚对进一步发展的决心和信心，需要关键参与者的引导和努力。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体量之大、上升之快，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中，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也是众所关注的关键行动者，面临非常复杂的关系问题。从目前的有关实践中可以看出，中国以非常积极务实的态度应对了这些挑战，一方面对既有秩序和机构保持了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绝不被动，敢于创新，从思路和格局上超越现有的利益冲突，形成有利的改革局面。
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让多边金融体系更加完善
陈建奇：不论是从亚洲等主要经济体基础设施缺口来看，还是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来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成为重要的融资平台，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主要着力于减贫援助，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基础设施为重点投资领域，使多边金融体系更加完善。
亚投行的成立催生了游离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发达大国参与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体系，调整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导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李昕：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不是对原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替代，而是弥补其在满足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上的不足。一方面，亚投行更加开放、自由、包容。作为一个跨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无疑会对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形成冲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另一方面，亚投行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建设，提高“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能力和分散投资风险。“一带一路”是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实现区域共同繁荣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其开放与包容理念决定了亚投行不仅不会挑战或取代现行的国际秩序，而且能够做到与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
李远芳：必须承认的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既有框架内的改革过程对旧有利益有很大的触动，因此改革必然是艰难缓慢且需要重大时机推动。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并非突然出现，中国提出亚投行的倡议及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发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在既有框架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一方面填补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空缺和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对激励促进原有机构的改革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亚太自贸区为推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融合指明了方向
陈建奇：“十三五”规划建议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推动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的理念。虽然合作共赢的相关具体治理规则有待制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合作共赢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核心思维。
李昕：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产品生产和供应过程的不同工序、区段和环节的日益细化与空间区域的优化配置。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工厂”地位将继续上升，承担更多的商品生产分工，从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场。亚太区域经贸一体化应需而生。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必将与贸易伙伴发生更广泛、更深入的经贸往来与合作。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仅将赋予中国经济发展更丰富的内涵，而且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共治态势。因此，建立更广泛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生产链向广度与深度不断延伸，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是区域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目前所倡导推动的亚太自贸区更具包容性，是我国为构建亚太开放新格局、实现区域发展共赢贡献“中国智慧”的具体举措。
李远芳：由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原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多边贸易投资治理框架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了区域、双边、诸边贸易和投资治理的潮流，亚太地区治理规则的碎片化比较明显，出现了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由东盟主导、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果说TPP独立于已有的规则体系，在新的高标准平台上吸纳成员，RCEP则更多以整合、开放、渐进的方式进行。该合作致力于缩小参与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并在协定的实施中达到最大限度的互惠互利，兼顾高水平目标与渐进性落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后者包容性更大。二者有一定竞争关系，但不同的思路也意味着二者具有互补和战略互动的潜力。
中国目前倡导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则不仅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兼容协调，同时将TPP、RCEP都视为可能的实现路径，具有更高层级的整合性，以统一的亚太地区的开放进程，降低碎片化机制可能造成的市场分割。这为推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融合，指明了重要的努力方向。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特色开放主义的重要实践
陈建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合作共赢开放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发展的同时，也有望在该区域构建合作共赢的区域治理体系。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必然面临对接的问题。
李昕：从经济学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融合与发展，还有利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
一方面，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涉及数十个国家，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相互联通。实际上，基于其现有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发展融资，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作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在这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通过各国更紧密的相互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提升亚洲各国产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李远芳：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亟须突破口的背景下，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全面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对于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其保持非常高的关注及热情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践中国特色“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主义的重要场域。中国在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到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面临难题，比如投资收益保护和投资安全、融资渠道和风险管控、与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关系等等。在学习有关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秉持共同繁荣的理念，更加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难题，不仅可以带来瞩目的经济成果，还将向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的最佳实践，以具体合作支持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实质进展。
（记者 李琰 孟祥麟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