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豪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50期）
今年前三个季度，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都是6.7%。3个“6.7%”，体现出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的态势。然而，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筑底、会不会硬着陆？目前存在哪些风险？明年经济形势会怎样？就此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
看清“迷局”：经济正在着陆的过程中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都是6.7%。经济什么时候筑底、会不会硬着陆，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您如何评价2016年的经济形势？
夏斌：首先，我不愿意参与一些专家关于“筑底”一词的经济讨论。什么叫“底”？到底了是否就意味反弹？到底了是否就意味放松银根？关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我认为走得很不容易，在上上下下的努力之下，尽管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中国经济仍在“着陆”的过程中，总体上在向好的方向转。
在经济速度下降的过程中，结构出现改善，创新的动能在成长，一些领域的改革也在深入，这些都是好的方面。经济现在最大的特征是：“分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利润结构、需求结构等等，方方面面都在出现“分化”，这是好现象。本来当增速下来后，系统性风险的暴露是必然的，但在这么多“唱空中国”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还能守住底线，没发生系统性的风险，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绝不能幼稚，绝不能大意。没爆发系统性风险并不意味没有风险。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带有一点“中国特色”的缘故。往前看，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仍需要清醒，需要努力。
《中国经济周刊》：您主导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CCEF）即将召开的五周年会议提出要“突破中国经济迷局”的主题，您对2017年中国经济有何展望？有何“迷局”？
夏斌：展望2017年，当前尽管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有些数据也向好的方面转化，但应该冷静地看到，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没变，仍然处在痛苦的调整转型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因为从目前看，货币政策还没有回归常态；僵尸企业还没有完全出清，包括产能与库存；风险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增长动能还没有形成“气候”，只是有所作用，但是能量还比较小。
我曾多次说过，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要看清“迷局”，就要同时看到三个方面：第一，确实中国不会发生“美国式”的经济危机。第二，但是中国已经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第三，面对这个状况，唯一出路，要加快“真改革”，否则是“温水煮青蛙”，最后仍然会遇到一大堆麻烦。说到“迷局”，只是因为我们要在防风险和求发展，保稳定中取平衡，采取了一些非市场化的措施，经济现象就错综复杂了。按经济学学理，按抽象的市场逻辑看，就不容易看清了，产生了迷象，其实并不迷。要主动戳破泡沫，释放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那中国系统性风险是否会爆发？现在存在的隐患要怎么解决？
夏斌：虽然中国不会发生美国式的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特别是现在理财市场发展快速，影子信贷的交易结构复杂，加大了看清楚问题的难度。我们的系统性风险之所以未爆发，是因为已采取了一些国家发生危机后采取的救助与化解政策，货币政策是松的；是因为有些行政干预，不让银行逼债和抽贷，不让企业关闭与破产。因此当前中国，分析系统性风险问题，绝不能书呆子式考虑，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简单地、静止地单纯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水平。简单讲，若按市场逻辑和完全地依法办事，恐怕银行不良贷款率不会像目前那么低的水平。
对系统性风险隐患问题，首先是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其次要清楚，及时释放与化解风险不仅不会影响增长，而且有利于稳定的增长。已形成的风险，在一定时期内，是已造成的损失，是客观的，最后必然是要有人埋单。三是要有积极的态度，去主动化解风险。要主动释放风险，逐步戳破泡沫。
怎么解决？先要有个总体的大致判断，总共输掉多少钱？接着要有个事先的政策准备，准备对不同主体的风险采取什么不同的措施解决？对已经形成的资产泡沫，如果仅靠市场力量调节或市场化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必然会造成对宏观经济不可承受的剧烈波动或爆发系统性风险。所以，若要坚持底线思维，必须在市场预期明显改变之前，也就是在系统性风险瞬间爆发之前，要提前介入干预。为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政策的储备。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您在谈金融创新时表示，“该监管的要理直气壮地去监管”，您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最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夏斌：当前中国金融最需要关注四个方面问题：一是金融杠杆率高的问题；二是部分领域的资产泡沫压力比较大；三是市场出清在缓慢的渐进过程中，有些预期还不明朗；四是汇率和资本管理之间的动态平衡比较微妙，本币贬值预期压力较大。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可不是仅仅金融领域能解决的。
看风险，不能仅仅看银行，还要更多地关注信托、银行理财、P2P、证券公司理财等在内的各种非银行机构，创新的各种金融产品，也就是不仅要关注贷款，更需要关注债务的各种衍生品和复杂的债务结构，这些都是给企业融资而创造出的各种复杂的交易模式。这些行为很多是冠以“创新”之名，未受有关的监管约束。但是复杂的交易结构背后其实蕴藏着很大风险。
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监管者当前需要注意什么？简要说三点：第一，凡是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金融创新活动，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大力支持。第二，对优化配置资源作用不大、仅是在不同经济主体间转移杠杆率，或者仅是转移了债务主体的“创新”，监管者的态度要谨慎，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予支持。第三，对宏观经济稳定有一定的风险，但同时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方向，对实体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有倒逼意义的各类金融创新活动，监管部门在谨慎地进行制度安排以后，也应该予以大力的支持。
中国经济调整转型难在哪儿？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调整转型难在哪些方面？
夏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讲的就是改革，通过改革来推动制度性的经济结构转型。比如当前民营资本投资在不断下降的情境之下，如何让民营资本有积极性，形成投资需求？那就要保护产权，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当然还要进行全要素方面的改革，包括科技创新等等。这些改革都是体现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从改革角度说，难在哪里？从转轨改革的总体说，而且就经济范围内讲，改革难就难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难在既讲市场规律又不能做到完全市场出清所涉及的一些压力和刚性兑付问题，比如随时的倒闭、破产、失业等等，说到底难就难在是否想真正建立市场制度，对此是否完全准备好了。现在我们的市场制度还没有健全。
我近几年一直在说，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说，中国的增长势头在全世界算不错的。从全球范围看，保持6%，甚至是5%的增长，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都是绝对的高增长。问题是，从2007年14%多的高速增长跌到现在6%左右的增长，拦腰砍了一半，同时又投放了150万亿的货币，现在市场萎缩了，必然会有一大批企业破产，一大堆资产要损失，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些存量问题如何处理？对此，应该说眉目还不是很清晰的。因此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说中国的内在发展逻辑势头很好，国家的财政实力也不菲，又有那么多的优质国企资产，巨额的外汇储备。有长期增长的需求潜力，又有高储蓄率、制度改革以及相对不错的人力资本等供给潜力等等，这些决定了中国经济从长期增长本身看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当然，特朗普上台以后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内部看，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都不是不可逾越的，应该说我们是有能力坐下来研究解决的。但是中国经济最终能否顺着大逻辑走，现在关键问题，是决策层的认知、勇气，加执行力。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都出现了大幅度波动，如何看待这些波动？
夏斌：汇率的波动，外汇储备的减少，有美元升值的因素，也有其他日常因素造成的外汇减少。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投资者和居民在当下特别关心人民币会不会贬值？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市场上信心受到冲击，说明人们对人民币预期态度在发生变化。因此，在汇率问题上，不能仅仅讲长期看不存在贬值的基础这句话。不错，从长期看这句话在逻辑上能说通。但是，这是在讲长期，要知道预期心理可能没那么“长”。讲当前预期，是在讲短期。要稳住短期预期不能光讲长期，不能光靠舆论。
那么怎么稳？一是和采取相对稳定且有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措施相互适应，在资本管理上不能太粗心大意，不能太本本主义。二是在当前稳预期的关键是内部的改革要加快。如果市场投资者看不到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看不到希望，而且客观上资产泡沫问题解决缓慢，甚至听之任之，那么要稳汇率是很难的。你没有看清预期与改革的关系，不等于市场预期者没看到。因此，要改变市场的预期，说难很难，说容易也容易，就是关键看改革。
股债汇全线波动的金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问题。风险问题没有解决又和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彻底有关。现在，改革的方向不是没指明，而是在落实上措施不力，问题解决慢，良好预期没有形成，经济这行一不小心，就按下葫芦浮起瓢。
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土地财政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7年中国楼市发展方向，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您对此您怎么理解？
夏斌：十几年来，中国的房市发展到目前的僵局，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是碎片化的，没有明确的主导方向。这次中央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得非常好，但说得晚了。
制定房地产长效机制，具体方向、内容是什么？必须要尽快讲明。相关法规制度一时制定不出来，但要大致讲明长效机制的具体内容目标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具体落实措施。否则又会贻误时机。我从2009年以来一直坚持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方向是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方向，买房是为了住，而不是为了卖。如果这个核心内容和主导方向不明确，长效机制措施就很难“对号入座”；如果确立了以消费品为导向，现有一系列的政策就要调整和完善。
另外，明确了主导方向后，还要明白，仅说市场规律建立长效机制只是说对了半句话，另半句话要强调社会规律、民生要求。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一部分人按市场规律是买不起房的，但他们的基本住房需求却又是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须提供的，所以不能光讲市场规律。
有了明确的主导方向，措施就好定了，就可以按商品属性、民生需求而不是金融属性来研究政策了。譬如，首先，对于第一首套房，这是真正的民生需求、刚性需求，应该有比现在更明确、更有力的力度支持。首付比例不能由央行定，更不能由商业银行定，而应由国务院统一规定，长期不变。第二，对于买不起房的人的租房要有明确的保护政策，保护房客这一弱势群体。学习德国，让房客能安心长期租房。第三，对于非消费品为主的投资房、投机房、金融资产属性房要确立抑制政策，那就涉及到税收。
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是围绕消费品为导向，要削弱其金融资产属性，这些问题又会衍生税收问题、人地挂钩的城市土地供应问题、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第二套、第三套的贷款政策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长效机制建设应该包含的内容，需要总体配合，顶层设计，而不是一个国务院职能部门所能完成的。其中，关键的问题是，长期来存在的土地财政问题意味着进入要彻底解决的倒计时，这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问题，这是想绕都绕不过去的财政基本制度的改革。需要迎刃而上，政策上的通盘考虑：中国的中长期财政改革预算问题。这是摆脱当前中国经济问题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改革问题。
中国的经济十几年来一直被楼市波动而严重困扰。我们要彻底走出长期政策碎片化而造成的长期被动局面，关键是在向全社会明确宣示消费品主要方向后，痛下决心抓紧研究制定体现中国房市健康发展方向的各项政策制度，明确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政策预期。当然，在中国当前这个时刻，经济增长已经跌到6.5%左右，风险还没有完全化解，在此情况下，要“稳中求进”，既要防风险，又要兼顾稳定与增长，三者都想要。那么房市的拨乱反正，会否冲击稳定与增长？这是一道历史性的难题。在此背景下，如何解题？具体策略可先把长效机制与政策顶层设计设计好，具体政策措施的出台，一定要适时、择机，审势度时，应该以逐步纠错的方式来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资产市场为主的房市波动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智囊型学者，您发起成立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CCEF），当初发起这个论坛的初衷是什么?目前发展如何？
夏斌：设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这一平台，是想更好地集中市场的声音，以求为中国经济金融最高决策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因为论坛的成员，都是由经过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境内排名前10名的大银行、国外投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四类金融机构的共40名首席经济学家组成。他们是来自市场第一线的首席经济学家，贴近市场、关注市场、研究市场，与官员，纯学者教授不一样。因此对经济的分析观点也许对决策者可以“兼听则明”。
目前，论坛已经成立5年，每年召开年会、研讨会以及相关的内部闭门会，讨论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包括金融、投资及市场等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跟踪全球和国内经济动向。论坛秘书处及时归集大家的意见，向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呈送，为决策者服务，同时引导市场预期。应该说，经过5年的努力，CCEF正在逐步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平台，也在国际市场上发出了中国人的有力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