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欧洲必须确保申根护照自由区（允许26个欧洲国家之间人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不被长期损害。因为，一旦由此而在经济共同体中设置了新的限制制度，以后再想取消就困难了。
欧元区的经济恢复持续了两年。银行和其他公司一直在修复资产负债表，企业资本支出温和上升。欧元的疲软有利于欧元区的出口商，廉价的石油推动了购买力。迄今为止，消费者一直是复苏的主要驱动力。这种周期性扩张可能延续到2016年，失业率将继续从非常高的水平下降。
这其中，宏观经济调控、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功不可没。在经济衰退和危机期间，这些需求端的政策势必有助于稳定信心，但着眼长远，它们的影响似乎正在减弱。企业和家庭支出近期没有受到流动性缺乏或高利率的影响；利率下降带来的反应也很有限。因此，需求端政策短期影响的大小并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主要问题，其长期影响才是主要问题。
眼下，对于宏观政策方向的辩论让人们忽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欧盟的长期增长潜力有限。按照欧洲委员会和经合组织的预测，欧盟28国至2030年的增长为每年1.3％-1.7％。
这样的预测建立在欧盟适龄劳动人口下降预期的基础之上，下降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1600万人。不过好消息是，预测认为欧盟的生产率将从近几年的低水平上得到恢复。
长期增长乏力的内在原因
要改善欧洲的长期增长趋势，必须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在原因：私人和公共投资支出的低迷、以及生产率增长的乏力。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投资占GDP的比例仍低于2008年的水平。金融危机是投资支出被抑制的部分原因，再加上失业的高企和商业信心的崩溃。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对欧洲市场长期增长前景缺乏信心。既然停滞或萎缩的劳动力队伍会影响未来的增长，何必在提高产能上进行支出呢？
人口结构的前景要求企业在提高生产率上进行投资。但是，人口结构恰好是企业减缓投资的原因。大幅增加对实物和人力资本的支出才能提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但企业目前并没有这样做。
剩下的因素就只有生产率。数字化和技术创新能提高生产力、促进长期增长吗？最近的事态发展没给我们太多乐观的理由。像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欧盟的生产率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此趋势背后有几个因素。资本投资水平低是部分原因。随着资本深度的下降，工人人均配置的资本近年来增长很少，至少不如过去几十年那么强劲。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企业减少对工人工作效率投资的原因之一。
生产力的谜题
这种全球发展或可以解释生产率增长的总体趋势，但却无法解释近期生产力的谜题，即数字化对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
这个谜题不仅在欧洲存在；美国在数字化上领先于欧洲，但生产力发展趋势也只是略好。一些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戈登认为，数字时代的发明根本就不像过去的发明（如电力和内燃机）那样具有变革性。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科学或医学上的突破不会像科技乐观派预想的那么巨大。
另一些专家反驳说，新技术给企业、行业和整体经济带来变革需要时间。数字化是一种通用技术，实现了电脑的普及和全球即时通讯。但数字化的好处依赖于更广泛的变化。要想受益，企业需要投入的不仅是新技术，而是管理变革、培训、数据库、新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和网络营销。
即使企业实施这些更全面的变化，生产率可能也不会立刻提升。许多企业旧的“实体”商业模式与新的数字模式同时运行。通过添加新的IT系统以及运营和销售流程，企业初期可能承担更高的成本，生产率可能出现下降，特别是如果新旧价值链没有很好的连接。转向数字业务的过程中，新旧流程的某些二元性将不可避免。
低迷的生产率将继续出现在官方数据中，因为在数字化服务经济时代，准确衡量生产率变得越来越难。
数字化产品能提升质量和速度，其价格水平也应由此调整，但这却给统计人员出了难题。消费者的受益（例如机票或酒店预订的速度）虽然不显示在官方数字中，但却为消费者节省了时间，让他们能从事其他活动。此外，很多数字服务，例如谷歌搜索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也不被算作消费。对于被列入国内生产总值的产品，质量调整往往非常困难。质量调整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数字的降低。
当然，正如罗伯特·戈登等学者指出的，有些计量问题一直存在。但是，随着经济从实物生产向服务、网上业务和消费转型，这种问题有所加剧。
由于这两个原因：影响滞后和计量问题，我对数字化在未来几年提振生产率增长的潜力仍保持乐观。
促进长期增长的政策
目前，资本正从欧洲流出，这意味着企业认为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欧洲这几年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似乎没发挥作用。因此，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商业环境，包括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针对性的福利制度，公平、投资友好的税收制度，开放的服务部门，以及适合创新型企业和创业的有利条件。这些方面的改进有望在中期提振投资和生产率。这方面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已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欧洲国家都恢复了增长，特别是爱尔兰、波罗的海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
欧洲范围内的一些措施也有帮助。欧洲许多经济体的产品市场受到严格监管。这意味着现有企业受到保护，高生产率的新企业很难和它们竞争资源。因此，目前整合数字商品和服务、能源和资本流动的努力将加剧竞争，带来规模经济、提升工作效率和创新。
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劳伦斯·萨默斯，还呼吁各国政府大幅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能推动短期需求，并同时提升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交通、通信、能源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提升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率。
欧洲国家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了很多年，尤其是在德国，所以很少有人会否认需要扭转这一现状。但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资金来源无法达成一致，是通过借贷？还是通过调整预算的优先事项？例如削减补贴或消费相关的支出。由于很多国家的利率几乎为零，借贷似乎非常划算。但另一方面，公共债务的攀升会对老龄化社会构成威胁。我们孩子和孙子的一代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养老金支出和更高的偿债成本。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是他们的生产率每个工人的产出都要同步上升。换句话说，以借贷为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能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就没有意义。而很多公共投资都未必能提升长期增长潜力，例如大部分军费支出以及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因此，政府必须审查公共投资项目对增长的影响，然后再决定选择何种融资方式。而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教育支出，虽然无疑能提高长期的增长潜力，但在官方统计中却不被视为投资。不使用借贷融资，政府还可以调整公共预算的优先顺序。鉴于许多欧洲国家的公共开支占到GDP的50％以上，在现有的预算中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找到相应的资金。然而，关键点在于：要提升长期增长前景，欧洲国家需要把钱花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上。
重点的转移
种种复杂的格局让我得出以下结论：在金融和债务危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的需求疲软且产出低迷，好在欧洲正慢慢地从这个状态中恢复过来。在本次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货币政策或财政需求管理不能解决许多欧洲国家增长乏力的长期问题。尤其这些措施无法抵消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不会刺激生产率增长。相反，长期低利率可能抑制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如果流动性充裕且廉价，投资则会偏向低效率的项目。
现在的政策重点应转向如何通过增加投资、鼓励创新、提高技能来提升竞争力。这种重新调整不能等到条件都“正常化”再进行。世界的变化正在加速，市场上赢家通吃，新竞争者不断涌现，因此各国应迅速采取政策行动。德国，虽然目前经济增长良好，但也不例外。相较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日益萎缩的劳工队伍和较低的国内投资对德国的长期增长前景影响更大。未来，如果欧洲不立即采取行动，它将不仅是原地踏步，还可能会不进则退。
（作者系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