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诺 张生玲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传统的发展模式遇到阻力，不可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快推进改革进程，实现经济内生增长
进入2015年，在世界经济调整分化和国内发展“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中央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协调配合，使得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和“十三五”顺利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为使宏观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求进态势，应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灵活性，使货币条件松紧适度，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区域政策应协调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宏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等下行压力，宏观经济管理层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初步抑制住了2015年初经济增速较快回落势头，经济运行缓中趋稳，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1.经济运行缓中趋稳，主要生产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同比增长7.0%。从环比看，一、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4%和1.7%，环比增速触底回升。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结构优化。2015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8846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2%，增速比1-6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3.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幅度减缓，市场销售继续回暖。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62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比1-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6月份减缓0.2个百分点。
4.社会消费品总额企稳，价格指数相对平稳。2015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5916亿元，同比增长10.4%，较1-6月份累计增速提升0.02个百分点。
5.进出口总值降幅扩大，贸易顺差同比下降。2015年1-7月，全国进出口总值累计为22244.47亿美元，同比下降7.2%，降幅较1-6月扩大0.3%。其中，出口12648.23亿美元，同比下降0.8%，较1-6月同比由升转降；进口9596.24亿美元，同比下滑14.6%，降幅较1-6月继续收窄；贸易顺差累计3051.99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
宏观经济前景研判
经济数据及分析显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基本态势没有变，结构优化和改革深化的基本趋向没有变，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没有变。但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实现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仍需政策加力增效，即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放活，充分挖掘潜力，着力控制风险，稳步重建新平衡。
1.投资增速下滑与产能过剩并存。2015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4%，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6个百分点。同时，伴随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下半年投资回升的支撑依然不足。
一方面，投资下滑。表现在：一是房地产投资仍未见底。房地产业与金融服务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产业关联密切。015年以来，各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回落幅度逐月缩小，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企稳迹象，在经历了一年半的下行之后，住宅投资增速开始回升。但是受购房峰值人口出现、住宅新开工面积峰值已过、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等规律性因素决定，多数城市房屋空置率上升，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转折性变化。二是基础设施有望在政策带动下小幅回升。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中国政府平抑经济波动，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以往逆周期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财政减收和债务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基建投资资金动员能力明显不足，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三是制造业投资保持低增长。制造业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因素决定，短期内难以好转。而且，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企业盈利状况不佳，限制了制造业扩大投资能力。另外，服务业等其他类投资，在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后，增速也明显降低，上半年仅增长 13.8%，明显低于过去 5 年的平均增速。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2015年1-7月，产能过剩行业生产都处于下滑状态，企业经营比较困难，如平板玻璃、煤炭、水泥、钢铁，分别下降了7.4%、5.3%，、5.0%和1.8%。
从企业效益情况看，2015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0.7%，其中煤炭全行业利润同比下降了6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下降了68.4%，冶金行业利润下降了22%。说明这些行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产能过剩。
从先行指标来看，采购经理指数（PMI）每项指标均反映商业活动的现实情况，综合指数则反映制造业或服务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5年8月份发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仍位于枯荣线以下，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表明经济能力存在一定下行压力；新订单、出口订单指数小幅回落反映出市场吸收不足；采购量进口和产成品订单指数下降，反映出企业信心不足，其库存行为仍在继续。
2.流动性充裕与通缩并存。当前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扩张速度史无前例，但释放的流动性非但没有引发预想中的通货膨胀，全球主要经济体反而均面临通缩的压力。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月、5月、6月、8月四次宣布降低存贷利率和定向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然而，充裕的流动性并没有带来市场的繁荣和消费的增加，2015年1-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1%-1.6%之间徘徊，通缩压力不减。
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带来结构性的通缩压力。2015年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5.4%，已经连续41个月下跌，通缩风险加大。此外，PMI为49.7，跌到荣枯线以下，创下自2012年8月以来的新低。究其原因可见，世界经济增长疲弱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速下滑与高投资、高出口和高流动性的旧增长方式带来的产能过剩并存；再加上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中国工业产品价格下跌，CPI增速结构性下跌。
二是全球性的去杠杆压力造成宽松环境下通胀率偏低。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会提高全社会的流动性，货币总量增加，导致物价上涨。但近年来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胀水平却一直处于低位，货币政策对通胀水平的影响趋于弱化。
三是资金“脱实入虚”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概率增大。虽然经历了几次较密集的降准、降息，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降低，但实体经济资金依然紧张，资金价格高企。同时，受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阶段性变化、地方债务重组、风险控制加强和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部门吸收资金的能力明显收缩，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资本市场。事实上，在实体经济逐渐降杠杆、降风险的同时，虚拟经济则不断加杠杆，特别是通过场外配资、融资融券等方式，不断推高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3.国际经济复苏与进出口贸易增长乏力并存。2015年，国际经济分化态势逐步缩小，复苏较好的美国和英国增长略低于预期，而欧盟和日本则有所改善，发展中国家增速继续放缓，各类经济体间的增速差异有所缩小，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出现回升。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并没有给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的中国带来进出口贸易的全面改善。2015年1-7月，进出口总值累计、出口累计、进口累计等指标均为同比下降，且低于全年预期目标，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减弱。
虽然经济运行中存在较多困难，但是，也要看到积极的方面。如果这些积极因素能够延续，则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有所缓解，经济增长将进一步趋稳向好，有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
第一，新型基建投资的关键作用逐步发挥。2015年以来，围绕投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政府不断推出改革和政策举措。如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新兴产业、绿色制造业、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四类新的工程等。如果在开拓投资领域、优化投资主体、提高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对经济运行将会有关键性拉动作用。
第二，消费拉动作用趋于强化。2015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以高于GDP增速的水平较快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五年快于城镇居民。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消费，向文化、娱乐、教育、健康等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是新型消费业态增速迅猛，网络消费正逐渐成为推动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
第三，世界经济呈现缓慢复苏。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经过持续的再平衡调整，经济前景有所改善。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保持稳定，特别是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私人消费支出正在以近六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下行风险有所缓解，出现部分复苏迹象，对中国的出口需求构成正面支撑因素。
第四，增长动力转换势头良好。2015年以来，供给面的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势头较为强劲，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出很多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部分地区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初见成效，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强。
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传统的发展模式遇到阻力，不可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快推进改革进程，实现经济内生增长。
1.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发挥好“自动稳定器”作用。财政政策具有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下阶段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发挥好“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如果地方财力有限，中央可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中央可为地方融资平台转型设定明确过渡期，对债务率总体偏低的省区市，适当放开地方债务规模上限。
一是推动重大工程建设。自2014年9月以来，国家发改委组织推出了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包；接下来，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四类新的工程包也即将推出。这些工程项目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
二是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更多采用PPP投融资模式，改变过去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局面。国家发改委已着手建立PPP项目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建设及运营。PPP模式可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
三是拓展资金来源和降低资金成本。为拓宽资金来源，2015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解决财政资金沉淀问题。通过改革和完善财政资金管理，不断盘活和统筹使用存量财政资金，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设法满足重点领域和大量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此外，发改委还逐步降低城投债发行标准，允许发新债还旧债，以弥补在建工程现金流未产生之前形成的流动性缺口。
四是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应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稳步提高居民（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各类社会保障和社会优抚对象待遇水平，继续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步伐，加快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从源头上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五是稳定出口。抓好已出台的支持外贸增长措施，发展和鼓励新型的出口营销模式，如国际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综合性的外贸服务公司，稳定人民币实际汇率，为稳定出口创造条件。
2.保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稳定市场预期。2015年以来，经过连续多次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已经降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不大，金融资源“脱实入虚”情况比较严重。
一是疏通和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杠杆率放大效应下的股市“过山车”，以及股市大跌后的救市行动，都暴露了中国在监管体系、风险管理、信号释放、预期管理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不足。从已知数据看，本轮股市下跌，银行系统受冲击尚不明显，场外配资主体损失也有限，主要是投资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下一阶段，需要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避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引发系统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
二是进一步强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基本稳定，适当扩大贬值空间。扩大人民币与非美元货币的直接交易，降低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提高人民币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风险的前提下，让违约事件自然发生，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强化市场纪律，消除市场扭曲。提高金融产品的透明度，加快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转型，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鼓励第三方分析和评级机构的发展，在强化监管中防范P2P、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风险，稳定资本市场。尽快摸清股市融资盘底数、尤其是银行理财资金参与股市的底数，加大国家直接干预股市的资金规模和力度，严厉查处做空机构违规操作行为，尽快稳定市场信心，避免恐慌情绪蔓延以及对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的交叉传染。
3.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功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国幅员广、地区差异大，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政策，对协调地区发展有重要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出台大量涉及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区域政策事实上承担了宏观调控职能，成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常态下区域政策的核心应该是如何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尤其是跨省域、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发展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区域政策的实施，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从2007年起，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扭转了长期以来区域增长“东快西慢”的格局，推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区域增长极。
2014年以来，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频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2015年又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新疆、福建2个核心、18省份、7个高地、15个港口建设、2个国际枢纽机场，以自贸区建设作为制度安排，以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等投融资平台作为支撑，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形成全球化发展新格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空间、新的动力和新的成长极。
4.配套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激励创新。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从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开始，提出深化企业改革，推进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民生保障相关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七个方面，共39项具体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统筹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和国企等多方面改革，旨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具体表现在：一是继续推进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施范围；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疏导审批通道，全面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加强服务；加快建立政府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规范性。二是把推进改革和盘活存量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深化土地、资源和金融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要素生产效率。
随着改革措施逐步落实，会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互联网+”行动向更广领域拓展，各地加快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的对接，给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这些都将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新的活力，并将培育出新的增长点，实现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作者王诺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医药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所所长；张生玲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