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子勋
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明显结构性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刘培林：与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情形不同，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概念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们通常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规模、配置效率、技术水平等作为供给面的因素。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大体上是能够促进这些供给面因素增长和改善的措施，如旨在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储蓄率、改善劳动力和资本配置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
贾康：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10328)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600405)”，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形成的贡献可能会更大。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苏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对生产者一边进行调整，通过这种调整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这种改革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
第一，最直接、最简单的是减税，这是19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也是供给侧改革中见效较快的一个内容。但减税的方法可以分两种，一是税收结构不变，各种税收大致按同比例减少；二是通过税收的结构调整来实现总体减税。我国目前应该进行的是结构性减税。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比重过大，抑制分工，严重影响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第二，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市场建设和反垄断、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或者提供更为优质的资源，从而刺激生产。
第三，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来引进更便宜的原材料、能源等，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四，鼓励产业升级，一方面引进高端产业，一方面淘汰低端产业。
第五，鼓励创新和创业。
冯俏彬：供给管理是“创造新需求、释放新供给”，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新理论、新方法。已有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一侧，主要有五个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供给管理应重在以制度创新为主，涉及政府管理、法律、市场环境、供给侧五大要素等各个方面，是影响深远的全面改革、结构性改革的另一表述。
优化供给侧体制机制以夯实我国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重要意义？
刘培林：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否则，只是刺激需求，只能导致没有真实增长的通胀。中国过去在改善劳动力配置、提高储蓄率、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成就斐然。
宏观层面上的供给和需求，其实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当前阶段我国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用更高级的供给能力来满足更高级的需求。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贾康：当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如何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新常态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苏剑：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不断通过制度变迁的方式来进行供给侧改革。先是农村的集体化、城镇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国有企业改革主体地位、反右、批判“唯生产力论”、剪“资本主义尾巴”、“文化大革命”等都对中国的供给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也导致了当时经济中产品短缺现象以及“大饥荒”。后来就是改革开放，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非公经济出现和发展、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高校扩招等，也都是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和调整。所以，说中国现在开始“转向供给侧”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一直主要依靠调整供给侧来发展经济，目前更为重视供给侧只是官方正确认识了供给侧的意义，从而明确其作用而已。
冯俏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管理与宏观调控总体而言秉持的是西方经济学中投资、出口、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理论。应当说，需求管理对于中国经济腾飞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现在也还在起一定的作用，比如，前一个时期，大家看到，为了止住经济下行的趋势，有关方面时不时地祭出加大政府投资、“双降”的大包。问题在于，这一招现在已越来越不灵了。究其原因，是因为需求管理本属于短期经济管理工具，只能在一系列既定条件下起作用，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就不如过去那么管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另外，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供给侧五大要素明显不足。一是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二是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三是金融抑制明显，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四是科技教育体制僵化，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驱不动”；五是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再说简单点，就是我国经济增长靠需求已经拉不动了，必须抓住经济下行的有利时机，全面推进改革，优化供给侧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供给能力形成绕不开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投资活动
中国经济时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什么？应该从哪些重点领域加以实施？
刘培林：我个人最担心的是，在实际操作中不能正确认识供需之间的关系，导致南辕北辙。尤其要避免的一种倾向是把投资视为洪水猛兽。投资从当期看是总需求，从未来看就是供给能力。我国当前固然有一些行业面临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抑制其他更高级的产业和技术的投资活动。正相反，中国更高级的供给能力形成，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旨在推动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投资活动。
贾康：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首先是以改革统领全局 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 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变。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摈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进行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
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
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从“十三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来看，我主要强调五个大的方面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宣布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又进一步调整为“全面放开两孩”。以后，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是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从长期来看，在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
第三，我们强调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央行的这一两年——我作为研究者，纯粹是以个人角度来说，高度赞赏。因为很显然，我们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只有大势所趋地推进改革，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第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打造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等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苏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坚持市场导向，需要时刻注意把市场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唯一平台，避免滑向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供给管理的极端形式，所以供给侧管理如果不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不以市场导向的改革为工具，就很容易陷入计划经济，导致改革方向逆转和经济停滞。
供给侧改革入手的重点领域，按照难易程度，包括：第一，简政放权；第二，人口政策调整；第三，减税；第四，市场建设；第五，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第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冯俏彬：一是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人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阴影正在逼进。为此，必须“放开二胎”，将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
二是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关系到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进展十分缓慢。今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农村，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承包地、宅基地等，都有望迎来重大改革。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较明显。形象地说，就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不通，货币池中有很多“水”，但流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四是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切实为企业生产经营“松绑”。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方面承担着第一责任。为此，首先需要管住、管好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
五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对于今日之中国，创新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创新的内容很多，当务之急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科技与经济融合。但放眼看去，我国还存在着诸多阻碍创新、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必须及时改革。
促进高级供给能力提升，实现供需协同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在供需政策调控转变过程中取得动态平衡？
刘培林：促进高级供给能力提升，不是朝夕之功，是慢变量。提高高级供给能力，也离不开相对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灵活的短期政策工具，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对于高级供给能力成长，至关重要。而真正能够促进高级供给能力提升的改革措施，必然能够在提升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形成比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自然而然地带动形成相对应的高级需求，从而实现供需的协同升级。
贾康：我们需要从指导政策的理论层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里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实际调控对应性的认知仍不够清晰。我们需要在具体信息基础上把中外所有的实践启示打通，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必须承认需求的原生意义，但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走来，真正区分出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是供给侧变革。人们特别看重的是美国给我们的启示，如何通过减税激发供给方面的活力，但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就困难重重。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如何打造升级版的问题。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等挑战。
我们提出，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认识，要把所有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和我们过去探讨的包括对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认识，提升到需求侧、供给侧打通的经济学框架体系。
在这样打通的经济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的调控思路必须首先明确：中国当下的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政府的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前面两次应对危机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政府在大规模总量强力刺激的同时，客观上助长了“政府万能”的倾向。
苏剑：不应把这种政策调整看做是放弃了“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以后仍将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只不过不是唯一手段罢了。供给管理也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以后的宏观调控将是结合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二者的宏观调控，也就是创新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宏观调控从只重视“需求管理”的“一维空间”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同时并重的“二维空间”转换。所以，以后需要考虑的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如何组合以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目标的问题，而不是二者的转换问题。
冯俏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关口，短期需求管理仍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已不能适应未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适时转向供给管理。一方面，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以创新升级的新供给满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需求。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做到供求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刘培林：成功而有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将是成功而有效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将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转向“两个中高”的比较理想的发展状态，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从而有助于我国未来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的主要着力点。
苏剑：第一，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提高。通过改革或者技术进步，增加了优质的有效供给，从而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第二，税收结构优化，从而优化了生产者的激励机制和结构。第三，更加重视长期而非短期效应，有助于避免短期行为和各种形式的金融、经济危机。第四，更加注重经济的健康状况，不再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经济健康。
冯俏彬：一是宏观调控的理念更加全面，供求并重、长短结合。二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明显感到各方面的改革步伐正在加快，力度也在增加。三是随着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到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将进一步夯实，生产、消费、进出口将进一步优化，社会活力将被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四是有望真正形成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从而为经济理论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