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时髦的词之一。连“超人”也潮了一把。
近日，香港富豪李嘉诚出席汕头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无心睡眠》的致辞，他提到了自己的忧心之一：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时代，机会失衡成为“新常态”。
好在，追求更加平衡发展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并不令人忧心。作为一个内涵并不十分固定的名词，新常态并非新名词，但它却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现阶段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时代特点。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今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外界看来，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在这之前，中国学术界对“新常态”有过诸多探讨和研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一篇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的文章中提到，全球危机步入“新常态”。一名部委官员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新常态”，“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和工作实践来看，我们应该尽快转变认识，从过去的"常态"转变到"新常态"”。
另一名官方人士提出，经济增速的下滑是经济增长“转阶段”的必然过程，“基本快调整到位了，低也低不到哪里去，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大家要适应”。
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攀升至全球第二至今，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4%，用央媒的话来说，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宏观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本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
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从高层最近的密集表态来看，其理念和内在逻辑几乎相同。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这是高层对经济放缓最精确的归因分析。有学者用经济学术语将“三期叠加”概括为，中国经济面临基钦周期（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与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的叠加。
难以否认的是，“新常态”下的旧危机更甚，诸如产能过剩严重、地方债务高企、要素价格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就曾表示，“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但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凤凰涅槃之机。
习近平曾强调，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新一届政府在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既定经济步调，其态度和政策力度都表现出少有的“定力”和“决心”。
这种对“新常态”的冷静俯瞰，意味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发生改变。不搞大规模刺激，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给将取代需求管理成为新政府的施政重点，这已成为共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对本报称，中国现阶段的“新常态”，有两方面主要任务：眼下比较紧迫的是，化解旧常态下形成的一些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同样紧迫但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任务，则是推动转型升级。
具体来说，刘培林认为，能否推动设备更新升级，尽快取代房地产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新力量，已经成为攸关全局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