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
1978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只有100亿美元和111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只有0.8%。而到了2012年，中国的货物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20500亿美元和1820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达到11.2%和9.8%，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不仅在全球总贸易量中的比重上升，在全球货物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也显著提高。1995—2009年，中国占全球货物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增加了5.6个百分点，而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G7）的份额都是下降的。2009年，中国占全球货物出口增加值的比重达8%，仅次于美国的12%。
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地位同样在迅速提高。1982年，中国的服务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只有25亿美元和19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只有0.7%和0.5%。到了2012年，中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19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达到4.4%和6.8%，成为世界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
中国外贸扩张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从需求方面看，中国为全球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2000—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从6.6万亿美元增长到18.4万亿美元，增长了1.8倍，而同期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口总额则从2250亿美元增加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7倍多。由于中国进口的增长，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市场规模比2000年扩大了24%，净增了1.6万亿美元；2012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市场规模比2000年扩大了16.7%，净增了2400亿美元。
（二）从供给方面看，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量的产品
2000—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从6.4万亿美元增长到18.4万亿美元，增长了1.9倍，而同期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则从约2500亿美元增加到2万亿美元，增长了7倍多。由于中国出口的增长，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出口规模比2000年扩大了28%，净增1.8万亿美元；2012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比2000年扩大了10.8%，即净增1600亿美元。
（三）中国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和全球分工的深化
总贸易额可能夸大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但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和全球分工的深化。中国的发展不但在总量上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扩张，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加深了全球分工的复杂程度，从而促进了全球生产效率的提高。
2000—2012年，全球中间产品进口总额增长了1.8倍，而同期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口总额则增长了近7倍。由于中国的贡献，2012年全球中间产品的进口规模就比2000年扩大了34%，净增1.2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中间产品进口中的比重也从5%提高到14%。
2000—2012年，全球中间产品出口总额增长了1.6倍，而同期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总额则增长了近8倍。由于中国出口的增长，2012年全球中间产品的出口规模比2000年扩大了22%，净增730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中间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也从3%提高到10%。
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力依然有限
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30多年里有了爆炸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现有多边贸易体制的接受者，而不可能是一个重塑者。说到底，这是由中国的贸易实力决定的。
首先，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尚未达到领袖级水平。2013年，中国以超过4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不过，与历史上的贸易强国相比，中国目前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二战后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当时的美国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高达22%（1948年），完全是一家独大。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世界工厂，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也超过20%。相比之下，目前中国虽是第一大出口国，但只能算诸强之一。
第二，即使合并计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依然是少数派，所以也还谈不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目前中国主要是与周边的发展中经济体签署了若干自由贸易协定（FTA），涉及经济体的贸易体量都不大，而且相关经济体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与中国的政策协调程度还十分有限。至于金砖国家合作，虽然潜力巨大，实质性的合作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距离形成紧密联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2012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比1995年增加了21个百分点，但也只达到42%，发达国家仍占58%。
第三，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由外国跨国公司主导，本地企业对中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也削弱了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扩大出口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因如此，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小济估算，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包含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上本土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中国三分之二的出口都由跨国公司主导。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是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地位有望进一步上升
既然贸易实力距离历史上的贸易强国还有不小的距离，那么未来中国的贸易实力能否进一步增强？
（一）中国可能通过出口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份额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将带动一国国际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提高。历史上，韩国和日本都是通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实现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国际贸易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而中国也存在这样的潜力。总体看，2011年技术密集型的机械和电子产品占中国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已达42%，接近韩国的历史峰值（45%），距离日本的峰值水平（50%）也不远。如果单独考察非加工贸易出口，机械和电子产品的比重则降到26%，参照日韩的标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从另一种技术密集型产品汽车来看，无论是在中国的总出口，还是在非加工贸易出口中，比重都还不到5%，比起日韩的历史峰值（分别为17%和13%）还相差甚远。
（二）企业走出去将提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说明企业主动整合国际资源的动力正在增强。这将从两个方面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首先，中国制造业企业主动建立自己的跨国供应链，将增强中国企业主动配置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改变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由外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局面。同时，跨国并购有助于中国企业整合全球的创新资源，缩短技术追赶的进程，从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009年之前，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在20亿美元以下。但2010年以来，已连续突破40亿美元、7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关口，2012年达到87亿美元。从结构看，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仅次于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
中国的国际贸易摩擦多发期远未过去
2005年以来，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的主要顺差国之一。虽然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并非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这显然引发了针对中国的大量贸易摩擦。
（一）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华贸易逆差迅速扩大
2012年，在对华双边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17个发达经济体中，有10个对中国是逆差，对华逆差合计超过350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近8倍。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集中体现在中美两国之间。2012年，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接近2200亿美元，占到上述10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的62%。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迅速增加。2012年，在对华双边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29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2个对中国是逆差，其中前10个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合计超过140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20倍。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将有所缓解
发展中国家是对华反倾销的主力。在1995—2012年全球对中国产品发起的916次反倾销调查中，63%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近年来随着来自中国产品竞争压力的加大，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频率明显增加，年均次数从1995—2001年的21次提高到2002—2012年的39次。
从印度、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四国的情况看，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主要集中在：一是资本密集型的化工及制药、钢铁；二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塑料橡胶制品、杂项制品、机械器具。
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开始减弱，预计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威胁即将减弱，双方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将相应下降。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已经出现下降苗头，而主要竞争对手的份额则由降转升。此外，近年来外国跨国公司将订单从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实例逐渐增多，中国本土企业也已开始到东南亚、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设立生产基地。这些都印证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对比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在钢铁、化工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仍将保持较强的出口冲动，而这些行业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重点发展和保护的对象。因此，双方在这一领域的贸易摩擦仍将保持多发态势。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预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多发期尚未结束，但总体的严重程度将有所缓解。
（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高峰期即将来临
随着中国产业的向上升级，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正面竞争也在增加，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同样明显增多，其年均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次数从1995—2001年期间的15次提高到2002—2012年期间的21次。除了反倾销，发达国家还特别善于利用反补贴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在1995—2012年，全球对中国产品发起的62次反倾销调查中，95%都是由发达国家发起的。对华反补贴主要集中在金属及其制品、机械及电子产品这两类产品上。
展望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削弱将迫使中国加快自主创新，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而以美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于就业和经济的重要意义，也正在力推“再制造业化”，重点扶植高附加值制造业，由此判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将显著加剧，贸易冲突增多将难以避免。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技术密集型产品一旦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和影响面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这类产品的出口受阻，会严重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近年来，这种苗头已经出现。2012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涉及中国企业年出口额近300亿美元，使国内生产出现严重萎缩。
为出口持续增长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外贸实力的提升，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强。未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有望进一步提高，但这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而这一过程将面临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多发的严峻挑战。出口结构的升级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条件。因此，政府需要采取适宜的政策，为企业的出口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积极建设WTO
目前，WTO仍是维护中国对外经济利益的最佳机制。首先，中国对WTO的规则已逐步熟悉。中国入世已经13年，虽然遭受别国发起的大量贸易救济措施，但也学会了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其次，一旦美国和欧盟成功建立TPP、TTIP等区域贸易投资集团，WTO将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中国很可能在刚刚熟悉WTO规则之后再度面临申请加入TPP或TTIP的被动局面。
（二）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切实推动南南贸易发展
近年来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在向国内中西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开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这些符合市场规律，政府应顺应这一趋势，不但不应设置障碍，还应积极鼓励。
（三）积极同发达国家商签自贸协定，以服务业开放换取制造业升级发展空间
面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的竞争压力，美国、欧盟正试图通过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在发达国家之间构建新的区域贸易集团。为避免被孤立的局面，中国应大胆寻求同欧美发展自由贸易关系，掌握战略上的主动，同时也可借此推动国内服务业改革。
（四）努力应对新型贸易壁垒
2016年，中国将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将大大限制别国对华采取反倾销手段。但是，发达国家限制中国出口的手段远不止限于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劳工标准、国有企业成分等，都是他们打压中国的手段。为此，除了继续积极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之外，未来中国还应投入更多力量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改，比如推动WTO签订新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协定》，以便从技术层面防止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