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每年似都形成了“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为摆脱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与操作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转向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周子勋
汇丰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数据为50.8，高于预期的49.7，透露了难得的制造业活动在扩张的信号。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对今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宏观政策的松紧热议不断。近日访问英国、希腊两国期间，李克强总理多次对世界作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国际承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总理在英国智库演讲时，首次明确用7.5%“下限论”代替了7.5%“左右论”。总理的密集表态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引来各界对政府过度刺激经济的担忧，质疑改革是否会因稳增长停滞。当前，中央连续“微刺激”，地方巩固外贸、扩大投资都在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经济回暖趋势明显。官方数据显示，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新增银行贷款在5月也实现全面回升。其中，5月新增信贷规模大幅超出市场一致预期，新增信贷达8708亿元，创10年来单月信贷数据的新高。这显示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正逐步奏效。再加上5月份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CPI、PPI等多项数据向好，6月中国经济进一步企稳态势已确定无疑。
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日前对媒体所言，近三年来，每年似乎都形成了“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为摆脱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其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其二，改革宏观调控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到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有人总结出的宏观比微观要乐观、中央比地方乐观、金融业比实业境况明显要好、外部感受比内部感受乐观几个“差异”现象值得密切关注。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但在过去的市场生态和利益格局出现固化的情况下，推进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不仅难度大，而且见效慢。因此，企业在经济下行之时，普遍感到市场环境不好。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从去年以来实业企业明显在萎缩。据当地官员介绍，由于环境污染、成本上涨、经济变差、产业转型、政府政策推动等多种原因，近几年当地已有2000多家实业企业搬迁或关闭，给当地造成的GDP损失在2000至3000亿左右。
现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与资源成本都在上升，实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必然抬高，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不只是国内企业，大型外资代工厂商也面临压力。苏州的台商在几年前就开始遇到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越来越薄的问题。与此同时，长三角企业互保联保风险近年来也一直是金融监管的热门话题。最近，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温信祥在内部研讨时指出，区域互保联保风险已从急性发作转入慢性治疗，风险总体可控，尚不构成全国性、系统性的问题。由于担保互保方式的异化，原本的链状担保演变成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网状式担保链，因此需要防止向系统性和全国性风险转变。银行如果一起抽贷就会造成整体不理性，因此需要从周期性、区域性、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五个方面来化解。以浙江为例，互保联保模式约占企业融资比例的40%，更有估计该比例可能高达60%。在“异化的担保+过渡的融资+陷入羊群效应的银行”模式下，浙江非上市企业负债率有一半在70%以上。不过，温信祥指出，长三角是全国最富裕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以浙江为例仅地税年收入高达5000亿元，民间资本存量居于全国前列，消化区域风险能力有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需要一些疏经活血的措施——适度扩大投资，微刺激经济增长，打通市场梗阻，增强企业活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些方面都要尽快落到实处。理由很简单，在经济增长的质量短期难以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能再下滑了，更不能落到7%的底线之下。
李总理在欧洲的讲话表明，中国政府过去软性的指导性的7.5%目标，现在已逐渐变成必须确保的经济增长目标了。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没有提出货币政策的变动，反而强调要在财税政策上做文章，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这也显示最高层要求货币政策回到稳定的角色。与这一信息相呼应的是金融当局的政策新取向，在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下，货币政策再度强调稳健的基调。而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控，短期内仍将继续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维持流动性预期稳定，资金投放保持灵活性，信贷强调定向支持实体经济。在货币政策取向不变、力度不变的同时，金融当局将会强化预期管理。
用专家的话说，短期看，中国在经济政策上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国际与国内的关系。两种的关系都需要调整，而国内市场应排在政策最优先地位，政府的决策注意力、政策资源、金融资源等，都要充分投放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好坏不由我们控制，静待复苏即可。二是政府控制与放松市场的关系。在经济低迷时，应加大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以良好的“制度基建”来迎接下一轮经济复苏，而不能依赖政府的调控行为。三是转型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这是当前政府宏观政策上最纠结的，中央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说加大刺激，担心重蹈4万亿覆辙。实际上，当前国内市场情况与2009年时大不相同，即使有同样的政策也不复有当时的刺激力度。转型改革与稳定发展都有迫切性，都需要更大力度的执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