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只有理清了中国经济供求面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及其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一般人们都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发展，其主要动力是因为有需求，这当然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需求派”。但经济学上还有另一派，叫“供给派”，“供给派”只须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把“需求派”打得“落花流水”：在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之前，我们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内心原来对智能手机有如此大的“需求”或潜力？是乔布斯把我们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深深地挖掘出来了。这难道不是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吗？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放在这一框架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驾马车”的问题（投资、出口、消费），充其量只是需求面的问题；而中国经济供给面的问题——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长期来却似乎为很多人忽略了。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一句话“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劳动力无限供应，对中国来说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至于生产效率，由于中国经济当时采用的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大量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生产效率也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为人所重视过。
我们长期来的注意力，一直为经济结构里的需求面的问题（投资、出口、消费）所吸引，以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并以为只要解决了需求面的“三驾马车”的“调结构”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就解决了。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供求面的“三驾马车”—— 劳动力、资本总量、生产效率，过去从来就没有被人真正重视过，因为劳动力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至于劳动生产率，这虽然是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只有劳动力无限供应存在，劳动生产率略显低下，至少在短期内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但从2014年开始，这一切将不复存在。从2014~2017年的这三年里，中国劳动力紧缺的情况将全面浮现。这里先按下不表。
更严重的是，在未来三年里，中国经济需求面“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消费）的问题将依然存在，而供求面的问题也将全面浮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用在未来三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上，看来是一个无奈，但却是很确切的写照。
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经济供应面的深层问题？
人口红利下降：中国将面临20年危机？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疑问，是因为“调结构”是历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但时至今日，却始终没有实现。中国经济在2013年第三季度因投资拉动而出现的种种现象，折射了这一点。
其间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过去若干年，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还可以“等”，因为众多的其他因素还比较有利于经济的向前发展，比如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比较低廉，比如人口红利还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依然还在上行的跑道上，而只要中国经济还在上行跑道上，那就虽然问题众多，但总还可以拖延，或者拖延了也不至于引起很大的麻烦。
但未来几年，这一切条件都将急速消失。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经济下行的窗口期从2013年开始已经显现，未来几年可能将进入实质性下降的阶段，而这个时间段很可能就是2015-2016年。这也就是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那个“谜团”。
其次，如前面几个小节所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来依赖的人口红利，最迟从2015年开始将大幅消失。而按照陆定一之子陆德的“小鸡鸡理论”，人口红利一旦消失，那就至少需要18到20年时间才能重新找回来。
换言之，从2015年到2035年的这20年，中国必将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找到其经济下一轮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目前谈这个问题也许言之过早，但这却是一个在未来若干年将十分困扰中国的问题。
其次，上述的经济结构调整，充其量只是经济需求面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有一句话：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而恰恰从供给面来看，中国经济未来若干年也见面临重大挑战。这一挑战首先表现在人口红利的消失上。如果说，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应开始减少的“刘易斯拐点”2004年已经在中国显现，而当时的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那么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出现全面下降的情形。
换言之，从2015年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情况吧。
从2009、2009年前后开始，每年春节过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私营老板们发现，节前风雨兼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开始不急着返回广东打工，有的人甚至就一去而不返了。于是，广东地区私营企业，第一次出现“民工荒”的问题。
这是一个初始让人百思不计其解的问题：中国不是啥都缺，就是劳动力不缺吗？怎么忽然就出现了“民工荒”呢？
香港有一句民间流传的话：“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前半句说的是就业市场上的严峻情况，后半句则多指很多底层劳工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巧，因此无法适应劳务市场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
但广东地区前些年出现的“民工荒”却与这个又有所不同：那些春节过后不回来的劳工，并不是什么具备高技能的人力资源，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劳工。然而，就是这些普通的劳工，节后却再也不愿离乡背井，而宁愿留在家乡。这本身就反映了一些非常深层次的状况。
状况之一，当然是这些劳工在家乡的生活过得也不差了，因此才不愿离乡背井，这从另一个侧面看却也是好事；状况之二，却也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薪酬，已开始逐渐跟不上劳工的心理期待，或开始与全国的发展形势有所脱节；了。
但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阶段，开始逐渐结束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所谓劳动力无限供应，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再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来自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现代领域（包括工业和服务领域），起始阶段似乎给人无限供应的印象。然而到了一定时候，这些来自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短缺的原因很多元，有劳动力自身数量短缺的原因，也有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有更多去处的原因。这就象一块硕大无比的海绵，起始阶段可以吸纳无数水分，但到了一定时候，水源开始多了其他去处，于是半湿不干的海绵，就处于十分尴尬的角色了。
这种劳动力无限供应趋于结束的状态，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刘易斯拐点”。这个名称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的一篇论劳动力无限供应结束的论文。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是2004年。只不过，2004年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拐点”的出现。这就象人的体质的下降，起始阶段可能毫无症状，因此十分难以察觉。但若继续无规律的生活，一旦发现时，可能已伴随着一些难以挽回的病症了。
从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到2008年春运过后首次感觉到劳工短缺，这中间过了四年左右的时间。问题是：等到第一线的私营老板感受到劳工短缺的“痛楚”，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于是，提高劳工的薪酬，是私营老板们面对这一“痛楚”的几乎唯一的选择。因此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薪酬水平大幅提高。但问题是：薪酬提高对打工者来说自然是喜事，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在潜在利润尚未展现的情况下，则是一种无形的负担。用学理的话来所，当薪酬水平的提高超超过了GDP潜在增长的时候，往往会隐含着一种潜在的问题。
中国今天和未来处于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坦率地说，这种状况是令人堪忧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未来若干年人口红利下降的第一个先兆。
人口红利这个名词，过去若干年我们经常听到，也成为中国过去若干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众多关键性因素之一。但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是否正在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一旦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未来若干年究竟有多少损失？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才能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或至少是可持续发展？
用最为通俗的话来说，所谓人口红利，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干活的人比吃饭的人多；反之就是人口红利下降或消失。用较为学术的话来说，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一般所说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人口红利指劳动力人口非常多，从而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经济中存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是指进入老龄化后，人们特别是高龄劳动者预期将来会变老，会有更强的储蓄动机，从而会形成额外的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第一种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积累，而且第二种人口红利是可以无限延续的。
过去若干年，由于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中国相对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这种情况在近年却出现了本质的变化。
当很多朋友只是从身边直观的情况来感受“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比如家庭保姆难找，比如每年春运过后民工不再返回，是否有想过，这一方面折射了越来越多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正在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纳，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趋于结束，另一方面则也另一个折射了另一个我们忽略的现象，即：长期来就象空气之于我们一样自然、平常的人口红利，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从16岁到59岁的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即便再将具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放宽五年，中国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也将2015年见顶。
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下降，其持续的时间就有多长？前面提到的陆德老先生，曾经在与我们私下讨论节目时，提出过一个听上去不太雅，但其实却很能说明问题的理论，即“小鸡鸡理论”。那意思是说，男人的“小鸡鸡”生理上必须发育到18-20岁，才能承担生育后嗣的功能；因此，一旦人口红利下降，不可能期待在三、五年或十年之内得到扭转，而必然经历一个十八到二十年的痛苦过程。
不可忽视的是：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依然是坚定不移的国策，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基本上没有大规模调整这一国策的迹象。三十多年前中国处于落后阶段时，人口多而经济机会少，因此人口多自然就成为负担。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阐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内生活资料以算术级增长（亦即遵循1,2,3,4,5等的增长级数），而人口则呈几何级数增长（亦即遵循2,4,6,8,16的增长级数），因此对一个落后经济体来说，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对算术级数的增长而言，自然是灾难。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用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的绝对增长，无疑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但这一理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情况：当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经济体内部将产生许多乃至无限的需求，这些需求将转换成许多工作岗位需要有合适的劳动力来填补，其必然又将创造出许多乃至无限的生活资料。因此，当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多年的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当中国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填补空缺的时候，原有的计划生育国策就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了。
问题是：这一国策在可预期的未来，恐怕很难得到根本扭转，因为它涉及的还有短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既然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从2015年开始，至少在2033-2035年之前，中国将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前景。这个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到底是什么？这里不妨先设个悬念，本书后面将有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这里暂先打住。但让我们先记住2015年这个特别的年份。
这一年，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中国其他方面，可能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