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深化金融改革，用调结构的办法，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此来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促进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可以说，这既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下半年国内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下半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包括以下5个方面：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优化融资结构；改进金融服务；强化风险监测监管，健全金融市场违约、破产处置机制等。当然第一要务是界定金融的本质，然后在此基础上落实加大“定向降准”力度、降低融资成本及建立起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以此来加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可以说，这些对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其方向上是对的，但要达到这些要求，首先要做的是对金融本质的清楚定位，如果不能够对金融本质清楚定位，要处理好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或如何让金融回归到常识，回到金融业的本质，也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所在，是未来中国金融业及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方向与基本原则。
可以看到，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不少问题就是金融本质的异化，就是各种金融工具通过过度的信用扩张，让资金在金融市场体系内循环并把它当成暴利的工具，而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子银行泛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盛行及房地产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等都是与这种信用过度扩张的方式有关。
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提高，整个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则越来越高。比如，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108%，但2012年底，金融业规模大约相当于全球实体经济的16倍。还有，当前全球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但其中98%的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没有直接关系。再就是，近几年来国内社会融资总额增长率及M2的增长率远远大于中国GDP的增长率加上CPI增长率，有时甚至于前者是后者的几倍。这些都说明了国内金融市场交易很大部分与实体经济运行无关，金融服务没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金融市场创造出的无数光怪陆离、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非是什么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等工具，而是成了制造波动、投机套利，以便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比如，今年以来互联网金融产品爆炸式的增长，实际上其产品的出现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十分有限。如果说金融创新的产品仅是成为互为对手的自我服务的工具，那么这种金融服务不仅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几乎消失，而且它也是金融财富掠夺及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
因此，要保证金融更为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得从界定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关系入手，就得确定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让金融市场的扩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因为，金融发展与繁荣一方面能够化解实体经济所面临资金不足的缺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如果信用扩张过度，让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膨胀与循环，又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形成金融泡沫及风险，让产业空洞化。
要保证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实体经济，首先，要全面遏制住房的投机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对住房市场的投资投机性需求及消费性需求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让住房市场的价格回归理性，回归到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购买的水平，而不是默许地方政府通过五花八门的行政性政策阻止国内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
对于住房的投机投资需求，不是以套数多少来确定（或购买一二套就是消费性需求），而是以购买之后是否以赢利为基准。凡是购买目标是为了赢利者不在于购买住房套数多少，都得通过严厉房地产税制度来限制，使这种投机性住房需求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如果住房市场转型为消费性的市场，那么金融服务对这个市场的支持就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了，否则就不是。即使购买一套住房也是如此。如果住房市场转型为消费性市场，这样的住房市场不仅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资金流入也会均等化。
其次，尽管“定向降准”政策早就在实施，但只有这次会议才确定“定向降准”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说，在国内经济增长下行、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国内企业违约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定向降准”意味着央行在短期内仍然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坚持“去杠杆化”的取向，而不会让货币政策突然逆转，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市场上一直在猜测的央行会全面放松货币政策的争论也就戛然而止。
同时，“定向降准”政策也意味着在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及社会融资规模的情况下，采取定向宽松政策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支持农业及小微企业的发展。因为，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国内金融市场资金并没有流入弱势行业及中小企业。而这些弱势行业及中小企业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社会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贡献最大的行业。如果政府采取优惠的金融政策来解决这些企业融资问题，降低这些行业及企业的融资成本，对国内微观经济搞活是大有裨益的。
还有，“定向降准”也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秩序正常化。因为，早几年国内银行间同业市场之所以爆炸式增长，也是与不少中小银行及金融机构过度利用这个市场有关。国内不少中小银行的可贷资金不足，不得不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借短贷长，造成严重的期限错配。而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导致同业市场震荡与波动。采取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要促使更多的中小银行及金融机构面向实体经济。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定向降准”仅是一种覆盖面很小的数量工具。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深化、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仍然十分扭曲、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不能够转型等问题存在，那么“定向降准”对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国内市场及媒体决不可高估这种政策对实体经济之影响。这种政策是迫不得已而求之。
再次，要全面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而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价格管制及规模管制，从而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市场的价格严重扭曲，这就使得国内金融机构不得不通过各种金融创新的方式来突破这种管制。比如同业市场的繁荣，信托、理财、委托贷款等业务泛滥，互联网金融爆炸式增长等。而这类金融市场的出现，不仅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水平全面上升，也增加了国内金融体系的风险。最近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市场及同业市场整顿，不仅要求这类的金融市场及金融行为纳入政府的监管范围内，也清理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过桥”环节，缩短融资链条，降低融资成本及国内金融体系风险。
另一方面就是全面清理国内银行业及金融机构的收费服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是由计划经济逐渐转轨而来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是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导，而且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金融体系不仅具有市场占有的垄断性，也具有政策性资源注入的垄断性。这就使得国内金融体系更具有“准公共性”的性质，无论是民众还是企业都可以或免费或低成本地使用国内金融体系。但实际上，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及银行往往会以发达市场中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服务收费标准向居民及企业收费。这当然远离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基本性质。因此，政府开展对银行业收费进行专项检查，降低或取消不合理的服务收费也是正常的事情。
最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国内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市场信用为主导的担保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在当前政府对国内金融市场完全的隐性担保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当事人一定会把其行为的收益归自己而把其行为成本转化给社会来承担。他们不仅会极力地追求高风险投资，而且也不愿意承担其行为风险的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健全金融市场违约、破产处置机制或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就是要国内金融市场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行为承担责任，弱化政府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隐性担保，并让市场信用在这过程中逐渐地生成。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金融市场仍然陷于一个严重误区，即金融机构的退出破产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估计这应该是下半年国内金融工作的重点。
总之，如何提高国内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需要理念上的更新，也需要工具、市场、机制等各领域的重大改革，目前这种改革仅仅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