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与做人，杨圣明秉持的原则是“力求统一”，或许正是因此，加上他的聪明与勤奋，才能让他在多个学术研究领域频繁收获奖励，先后五次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四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次荣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在经济研究方面杨圣明涉猎广泛，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消费经济理论和国际经贸理论四个领域，杨圣明均有斩获。尤其是在消费理论研究领域，他是我国消费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于消费经济理论有许多突出贡献，这些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于适度消费及其标准、消费体制改革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中国式饮食模式问题等方面。
做人与做学问“力求统一”
杨圣明1939年7月出生于山东金乡。1952年考入平原省财经学校，后又在华北财经学校、张家口工业会计及统计学校学习。除学习一般初中、高中文化课外，他主要学习会计学，几乎涉及了所有会计学领域。5年中学习的24门功课，门门都得5分，因而获得学校破格颁发的《优等毕业证书》。
1957年9月，杨圣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统计学。后因院系调整，转入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学院 继续学习统计学。由于品学兼优，1960年2月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第17届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陈毅、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1年9月，杨圣明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9月考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攻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专业，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专家杨坚白研究员。
在经济研究所，杨圣明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1992年6月杨圣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1994年重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所，历任所长、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财贸经济》主编。1997年6月，杨圣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派，出任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成员。200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增补他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后被推举为副秘书长。
在参与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杨圣明做学问的动力并未减弱，相反还大有建树，这是他自己感到较为满意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小插曲：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之前，刘国光副院长打电话征求杨圣明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不过，行政工作多了，不要影响业务。”杨圣明回答，接受这项工作，并答应对刘国光的嘱咐一定照办。此后杨圣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强制计划：每月不管长短见报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不仅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
杨圣明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消费经济和对外经贸理论。谈及做人与做学问的经验，杨圣明总结，一是紧跟时代。“国家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能力有限，能给国家做点贡献、帮点忙就尽力来做，但有一条是不要添乱。”二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要统一。有的人既能做好人，也能把学问做好；有的人品德不行，做学问还可以；有的人做学问不太好，人品很好，学问做得不好，各种原因都有，不是一切都不好，“我觉得，做人与做学问应该力求统一”。三是研究经济学的人一定要学点哲学。要从实际出发，看问题要辩证，不要强调一点，否定另一点，要有两点论。哲学可以培养人的逻辑思维，没有抽象就不能做经济研究。四是必须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既不能排斥，也不能过分以至迷信、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概念、理论、方法有用，例如宏观、基尼系数、GDP等概念，不能排斥西方经济理论，但也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
学术建树涉猎广泛
杨圣明说：“我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价值理论，二是消费经济理论，三是市场经济和价格理论，四是外经贸理论。”
杨圣明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观点。
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但需要实物平衡，更需要价值平衡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 ，且实物与价值之间也要平衡；居民货币购买力与消费品可供量之间有必要又有可能达到平衡；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不会出现超分配，而价值形态上的国民收入则可能出现超分配；计算和比较国民收入时，将国内价格换算为国际价格的四种方法，即汇率换算法、货币购买力指数法、实物分类加权指数法和居民家庭消费指数法，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场合；宏观经济中的价格既是计量商品价值或社会劳动的尺度，又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调节者。
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适度消费的标准，即“每个消费者或家庭的消费是否适度或合理，要以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衡量。从静态上考察，收入大于消费，并有一定剩余，此种状态的消费乃是合理的或适度的；从动态上考察，消费、收入、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着一个常数，这种状态的消费就是适度的或合理的”。
在对外经贸理论方面，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内部，在各国的经济结构陈旧，增长方式粗放和经济体制不适应”；技术壁垒“正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保护方式”；等等。
劳动价值理论研究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结合新的实践，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当时有人提出劳动价值论是片面的、过时的，还有的干脆就用生产要素价值论冒充劳动价值论。一时间，劳动价值大讨论再度火热。
2001年，杨圣明发表于《信息专刊》第90、91、92期的《如何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加入了劳动价值大讨论的行列。他的这一论文同时获得了中国社科院2001年优秀信息特别奖。
杨圣明认为，自己在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中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和归纳为十个方面。在国内国际上第一次全面概括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没有在一个篇章里专门进行解答，而是分散在他的大量著述中，其中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章。我将它集中起来，总结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十个方面是必须坚持不能有任何动摇的。”
第二，提出着力从三个领域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三个领域分别是：现在的时代是服务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多从实物产品出发，论述商品价值，对于服务形态商品讲得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发展服务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现在的时代是科技时代。要加强对科技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的研究；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马克思时代宏观经济管理较少，而现在社会化程度比较高，不仅社会化，而且全球化，不仅微观企业管理创造价值，而且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也创造价值。“企业管理当然创造价值，马克思也说过。除了军队、公检法等国家行政管理不创造价值外，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直接和间接的经济管理都创造价值，如同企业管理创造价值一样。”
第三，与西方劳动价值理论划清界限。与西方劳动价值理论应划清四条界限。一是要与萨伊等人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划清界限。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两码事，马克思对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进行了批判。二是要与马歇尔供求价值论划清界限，他认为价值是由供求决定的。三是要与庞巴维克等人的效用价值论划清界限。四是要与非劳动产品价值论划清界限。我们经常讲商品都是劳动产品，但是一些非劳动产品对我们非常有用，如空气、海洋等，它的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
“当时一段时间内，劳动价值论在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在西方它始终都受到反对，因为资本与劳动是对立的。”杨圣明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如果推翻了劳动价值理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要被推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经济学领域中的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一章就论述劳动价值论。
“对于是资本创造价值还是劳动创造价值，不同的人答案不一样。有资本的人绝对反对劳动价值论，所以，在西方有反对声音就不奇怪。中国过去没有反对声音，第一是因为舆论封闭，第二是因为大家都穷，都没有资本。现在有了资本，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就显现出来了，为资本说话的人也就站了出来。”杨圣明说：“对劳动创造价值提出最严峻挑战的就是资本创造价值，也就是生产要素价值论，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我认为容易驳斥的是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而且对立性不那么尖锐，难驳的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背后有一批人为资本说话，例如北京大学晏智杰在《劳动价值学说新探》一书中就直接反对劳动价值论，他是利用生产要素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突出代表。”
消费经济理论创新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理论。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消费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才把对消费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而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样如此。
杨圣明在此领域建树颇丰，他的代表作为两部著作、两篇论文，其中三项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消费基金的性质、形成、动态及其内部比例关系》和《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总体设想》分别获得1984年、1998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九十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一书获得199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此外，《中国式消费模式选择》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首次评奖。也正因此，杨圣明被誉为我国消费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杨圣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包括：
第一，提出了适度消费的客观标准。适度消费的客观标准是针对凯恩斯的学说提出的，凯尔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关于收入、储蓄、消费关系提出了不同观点。凯尔斯认为，在收入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杨圣明认为，美国的实践否定了凯恩斯的这一观点，美国居民储蓄基本等于零，但美国人的消费仍然上升。“我认为储蓄、收入、消费大体保持同步增长，三者比例是常数关系，长期观察应该不变，而不是谁上升谁下降的关系。”
我国的建设资金主要还是靠内部积累，即由储蓄转化而来。在我国，既要大量储蓄投资 促进生产高速发展，又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亿万群众生活需要。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应使收入、消费、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或者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常数。这就是杨圣明经常提倡的适度消费理论。
第二，提出了消费体制及其改革。杨圣明在《我国消费体制改革问题探讨》中首次把消费领域纳入体制改革范畴，提出在生产、流通、分配领域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探讨消费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三，提出三种不同含义的消费水平。第一种含义的消费水平是指个人消费基金被人口数除，第二种含义的消费水平是指居民个人消费基金加上社会集体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政府开支的 消费基金被人口数除，第三种含义的消费水平是指个人消费基金加上社会消费基金，再加上非生产性投资或积累被人口数除。消费水平应该有三种标准，不限于第一种，这样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居民生活水平。
第四，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中，首次把消费结构划分为宏观消费结构与微观消费结构。
第五，较早强调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1984年《中国消费基金和个人收入分配问题》一文中，介绍了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提出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时的观点与现在对公平与效率的主张基本一致。
外经贸理论研究
杨圣明的研究有一部分集中在外经贸领域，其著作《中国关税制度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关于关税制度改革的理论专著，获得1997年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一等奖，此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关税协会主办的《贸易与关税》杂志上连载10多期。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关税理论为指导，全面论述了中国关税改革的各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关税制度、职能、政策、关税税率、关税优惠、保税制度、关税征管等问题，总结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关税改革的基本主张。
在外经贸理论的研究中，杨圣明提出外经贸研究要关注“五外”。所谓“五外”，就是指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他认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需要努力开创“五外”工作新局面，实现“五外”和谐发展。杨圣明系统论述了外贸与外资的关系；外贸、外资与外汇的关系；外贸、外资与外援的关系；外贸、外资、外汇与外债的关系。
市场经济和价格理论研究
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杨圣明于1996年出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论》，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八个特点，概括了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不足，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并阐明了市场的二重性和双重效应，划清了邓小平的市场理论与市场有害论、市场万能论的界限。
在价格理论方面，杨圣明与张卓元等合著《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书中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多样性，价格双轨制有比例双轨制和版块双轨制两种基本类型，在历史上很快要消失的是比例双轨制，但比例双轨制也不能完全消失，长期要保存的是价格版块双轨，价格有一部分是政府规定、有一部分是市场形成，不是说价格改革完成后全部都是市场价格。
1980年杨圣明发表《关于改革我国物价管理的几个问题》，以致后来的《宏观价格问题探讨》，提出和讨论了宏观价格问题。他认为，价格首先是微观的，但同时还有宏观价格问题。例如，价格总水平、价格结构、上游价格及下游价格、商品比价问题等都是宏观问题。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靠计划、财政、税收、信贷、外汇等手段掌管好宏观价格问题。企业是制定微观价格的市场主体。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宏观价格与微观价格的关系，才能理顺价格领域里的计划与市场关系，更好地完成价格模式转换的历史任务。
2002年，杨圣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六期发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价值问题》。这篇论文回答了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市场上国际商品交换的价格形成基础，他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价格形成基础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值是价格形成的第一个基础。二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价格的基础是生产价格，不再是价值，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后期高级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起来后，激烈竞争形成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价格形成的第二个基础。三是国家价值阶段。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逐渐形成全球的平均利润，这个时期，国际劳动价值或国际生产价格是价格形成的第三个基础。目前，中国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现在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时期，我们面临的竞争是全球竞争，国际价值是价格形成的基础，在全球化条件下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国际价格以国际价值为基础。
第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互利共赢战略的理论基础不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或者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而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国际价值或国际生产价格是互利共赢战略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