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还不用说令人疑惑的平减指数问题），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分别是增长断层、改革断层和全球化断层。
按照现在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一致预期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来判断，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丧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不稳定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惊险连连，我们担心以前决策者惯常使用到的所谓“最复杂的一年，最困难的一年”可能都无法描绘，在今年由于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会让宏观判断上找不到感觉，这就是位于改革锦标赛和深度城市化之间的高风险的未知地带，2014 或许是惊险的一年。
GDP 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
第一重是GDP 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 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应当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措施，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据观察，目前在某些基层官员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消极怠工的状况。现在官员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方便戴表，那他们也就不积极推动项目进展了。很多民营企业主反映，他们宁愿回到从前，至少那时候的官员收钱同时也干活，这些投入都可以折算为交易成本进入项目，如果还有钱赚就做。显然传统的GDP锦标赛，是明显亲投资的，特别是对于系统内的成员来说是所谓“激励高度相容”的，因此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方面相当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新一轮的放权改革必将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对于民间资本，观察显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效应（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指人质被绑匪绑久了之后，会对绑匪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若被释放之后可能还很不适应，还会回头去找那个绑匪寻求慰藉）。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已经习惯在政府的强势下生存，他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觉醒去认识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功能的重大变化，仍然对政府报有明确的期待。因此即便政府放权，他们暂时也不大会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间，而且在缺乏政府指导的情况下，可能一时也无所适从。这从一些民企大佬近期的谨言慎行中可以略窥一斑。
这点也可以从以下现象中观察到，例如在各种经济论坛中唱主角的仍然主要是各部委的官员，而理论上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在安静的听着他们在说些什么。再如就拿当下改革创新的上海自贸区来说，各部委至少在形式上对上海自贸区已经给出了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诸多承诺，但笔者听到的来自于金融机构和企业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等细则”。难以想象的是，本来应当都是由商业机构主动发起的各种金融创新的尝试以及各种新产品的发明，居然要可笑地要等着主管机关给出一条条明确的操作指引。最近释放出来的金融创新案例也就是管理层听取了民间的声音，再给以背书确认的过程，但总体创新的进度无疑是低于预期的。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是青黄不接的交接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地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时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那么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对此决策者必须见微知著。
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即第五个现代化）。这包括但也不限于：1）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这将最终牢牢约束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2）以透明预算和全口径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3）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
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的最坚固部分。笔者坚信上述改革会从根本上重塑中国成长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使得民间资本在未来拥有最大的空间和舞台，也同时让政府变得清正廉洁、高效和精简。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难免，也许这才是当下以至未来中期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可能始终会不太给力的根本原因。
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价格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则可能是更慢的变量；至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这样也会形成一个内部的不相衔接的错层。在犬牙交错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地充分地暴露出来。
尤其明显的是：我们一度认为金融改革是最复杂的，因而也应该是最慢的改革变量。但现实是现在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原来金融改革可以很快。实际上目前来看，金融改革反而已经变为了一个最快的变量-- 金融改革的三大主要环节，操作起来说简单也很简单，利率、汇率市场化，然后开放资本账户。从去年开始大幅度推进的金融改革已经通过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作了两次压力测试，而年初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又在资本市场上做了一次压力测试，同时大宗商品近期也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波动，最近又是开放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沪港通6 个月内就会成行。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是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的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
其中，特别是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化解过高债务杠杆问题的措施里面就涉及很多的慢改革，例如预算透明化以后的市政债的发行改革，地方和中央的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匹配，国有资产的变现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究竟如何推进，如何形成足够量级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等。由于大部分投资者本身也是比较短视和屈从于自己的认识框架的局限，而要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需要消耗大量脑力，特别是去理解和量化户籍、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释放的红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对于海外投资者。反而是以前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增长10%，现在滑落到7% 要直白得多，尤其是在今年全球套息交易随时都可能反转的情况下，暂避风险是他们最一致的选择，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宁愿选择用脚投票，不看好中国。
全球化进程的阻断
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本质上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外依存度，这也是直接制约中国出口增长以至内外平衡的关键原因。
2008 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 生产国（代表是中国）- 资源国（中东的这些石油国，还有包括金砖国里面的巴西、俄罗斯都是这样的国家，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的，因此这种全球化，更准确说应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美元全球化。
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 结构最终在2008 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断袭来，首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危机（银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然后变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而变为货币体系危机和新兴市场的连带伤害，全球经济随之进入了长期的消沉。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即GDP 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 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 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特别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式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如果这叠加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 万亿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的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短期前景高度怀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其中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是关键的分水岭，去年经济之所以还可以，就是因为地产投资还是不错的，但今年这个假设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便放开非核心城市的两限都仍然不足以支持需求的释放，从而导致土地销售和新开工继续下降的话，增长底线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所以预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应该划在附近。我们认为寄希望于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法，来冷启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改革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在系统性风险爆发，全球经济激烈博弈和资本高度快速流动的大环境下，大型又另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机会，这个机会成本可能有无法承受之重。在接下来的关键数年中，中国既需要甄选合适的策略冲出人均GDP6500~13000 美金的这一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局面。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法也蕴含在提出的问题中。
发挥“政府更好的作用”至关重要
第一个断层主要的问题在于民间资本还没有被释放出充分的活力，那么第一条路径就主要是发挥“政府更好的作用”，这同“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一样不可偏废。是的，我们要市场决定，但不要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要学会与市场及时沟通和良性互动。
例如“十三五”规划即将展开，这是中国冲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采取什么样的可行策略进行突破至关重要，明确的规划将给出指导民间资本行动的清晰指南。在增长动力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能否考虑把3000 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 锦标赛，升级为20~30 个城市群之间的比赛，在重点建设区域，甚至可以考虑升级成立一批直辖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
特别是切勿浪费这一次高规格的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机会，用大都市圈统一管理模式来进行整体的人口、产能、基础设施、环境、公共服务、生活的优化布局，那么这将有力地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化的进展。3J 的一体化本质上是一个超级城市群建设，它可能就是未来深度城市化的一个范本，同时可以在3J 大力推进3P，即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最近一些稳增长的行动正在展开，例如在中央层面，铁路总公司调增了今年铁路建设目标，新开工项目由44 项增加到48 项，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由7000 亿元增加到7200 亿元，新线投产里程由6600 公里增加到7000 公里以上。地方上，近期宣布的15 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计18 万亿元，投资方向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环保、民生等领域。当下未必需要当年4 万亿的强刺激，但不要排除适当的“克强”式微刺激来对冲经济的下滑走势，只要这些刺激或者说项目是效率兼容、民生兼容、改革兼容和升级兼容的。也可以考虑启动重大基础设施例如国土整理，环境、水资源保护和跨流域污染治理。关键是推出有效投资和对投资方向的把握。这些基础设施的储备将为改革红利最终释放引发的新一轮周期做好铺垫，一如1997~2002 的那个周期，那个时段中，最大的拷问就是如何激活民间投资，历史会再度押韵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远未结束，但内核变为了深度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重要改革领域衔接与突破
第二个断层源于众多改革的衔接度问题，因此第二条解决路径在于不仅让快改革倒逼慢改革提速进行配合。同时而且还要在避免金融风险形成集聚，守牢底线的同时，还要尽快在各个重要改革领域形成重大标志性的突破，并相互呼应。改革大致可以归类为：1）提升效率的，例如国企改革，政府改革和自贸区改革；2）增加供给的，例如土地改革，要素价格改革；3）增加需求的，例如户籍改革；4）调整分配的，例如财税和收入分配，金融改革中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必须相互协调，发挥合力。同时要注意，很多改革不能简单沦落为因为西方怎么样，所以中国应该怎么样的简单山寨式模仿，因为一种政策总在一个整体环境下有效，特别是经济学家老是喜欢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做一个推断，而不幸的是其他变量一直是在剧烈变化中的。
具体到推进上，例如在国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的国企中挑选一两家（包括五大国有银行），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从股权比例、人事安排、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场化的安排，中石化、中信等需要加速行动。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拉平国企和民资的利润水平，GDP 就有额外的2个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是改革的红利！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风口，会把国企吹得像猪一样的高飞，让本次国企改革跟上次股权分置改革一样波澜壮阔。而且一旦把资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银交给全国社保基金以充实社会安全网，就会让改革更无后顾之忧。
再如财税体制方面，必须利用预算法三审契机，全面推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和全口径的预算公开，并在此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独立举债，用长久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债券替换目前通过性价比极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银行融资手段，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全面匹配。同时在新一轮城市化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全力启动PPP 机制，外包城市化的职能给市场化主体和民间资本来完成。政府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吸引民资进入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来，一定要让利于民，要叫好也叫座。每一个项目的成功都会为民间资本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添加信心。此外政府还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大幅度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并加大科技投入的税收抵扣等供给政策来刺激民间投资的活力。
又如在户籍改革方面，今年内不妨彻底放开中等规模城市户籍，并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其中提供适当的居住公共服务尤其重要。在国家的层面上，用国家级的信用来支撑住房公共服务。
一旦最大几个类别的公共服务得到国家的支持，则地方政府的改革成本就会降低，抗拒度也会下降，进而开放户籍就会水到渠成，而这会使得有效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可以成倍增长，让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成为一个伪命题，仅此一项就可以增加1 个百分点的GDP 增长，这也是改革的红利。
在这些核心领域里面不断的改革成就的获取就会为这个市场建立足够的信心（加上重大反腐行动的成功），这个年代信心还是比黄金更重要。要知道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雪亮地看着呢！笔者相信上述领域内的重大成功范例会全面提振全球对中国改革的信心和整个资本市场的乐观情绪。
建立中国为主的内循环
第三个断层是全球化大循环已经局部断裂，那就以中国为主建立自己的内循环或者小循环。某种程度上，目前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同1945 年二战刚结束的美国面临的环境和机遇窗口是类似的。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状态，由于流动性减缩，今年可能还蕴育着再次下行的巨大风险。
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绿地投资，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与此同时，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中国应当全力推动各种规格自贸协定谈判，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与各国互利共赢，最终形成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这也是一场大考，在走出去和高规格自贸协议博弈中提升中国企业和资本的竞争力更加重要。应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实行以备案制为主，大幅下放审批权限。健全金融、法律、领事等服务保障，规范走出去秩序，促进产品出口、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特别是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和效率，让他们更多的扮演GP 角色，以避免传统国企投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尴尬局面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完全可以同步实现混合所有制，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种具体体现。
所以中国应该更积极行动起来，考虑在维持和稳定原来的大循环（借助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合纵连横同地缘上亲近和产业链可以协同的新兴经济体和在部分发达经济体之间全力布局形成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区域一体化）- 资源国（包括非洲，拉美）-科技国（美国）- 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 的牢笼以及美元枷锁，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最终以至货币。在贸易、工程、物流、投资方面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就是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欧洲（离岸）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全力加入日益白热的全球货币竞争，获取自己的应得地位和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