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年前乐观者的预期偏离较大，但此时千万要沉住气，可出台一些政策使增速下滑的斜率不要太陡，但千万不能过早投放政策资源，更不能托底。中国不太可能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在产能过剩行业中有5%至10%的企业破产、倒闭很正常。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根本原则不能动摇。如果江浙沪也一体化发展，上海的高房价问题一定能解决。为准确判断金融风险，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不妨再来一次压力测试。
近半年来，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美国正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上调消费税率，希腊成功发行12亿欧元短期债券；我国经济全面减速，房地产销售增速大幅下降，公司债券、信托产品违约事件时有曝光，金融风险逐步显性化；人民币结束连续升值趋势，等等。在地缘政治方面，乌克兰危机无疑是2014年最大的事件。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形势。
综合考虑我国未来的人口、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制度、出口、城市化、工业化、大国综合优势等多重因素，笔者预测我国未来20年（2014年到2033年）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5.8%。前10年为6.8%，后10年为4.8%。那种认为未来2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8%的观点过于乐观了，会误导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也绝对不能过于乐观，尤其不能低估我国未来一段时间中面临的挑战的严峻程度。
上一轮经济上行周期于2007年结束，峰值是14.2%，其后的总趋势是下行，迄今还未观察到本轮经济下行周期结束的明显信号。笔者初步判断，今年某个季度经济增速可能破7%，要到2016年才可能见到这次下行周期的底部。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的惯例是，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用古典型经济周期，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绝对值的周期；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时，用增长型经济周期，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因此，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实际是指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处于下降阶段；而说我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是指增长速度处于下行周期中，但经济还是处于增长之中。
根据历史经验，美元利率进入上升周期时，总会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较大影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估计不会太大。原因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资本项目尚未开放，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之比维持在不到20%的低位，沪深股市处于较低的位置。央行有充足空间和能力调节国内流动性。但是，也要注意其负面影响，我国房价近年涨幅很大，投机资金的撤离可能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间进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勾勒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但这些改革措施的影响都是长期的，并不会立竿见影。有些改革措施，比如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股票发行体制市场化、地方政府债务处理手段市场化、信托理财产品市场化，产能过剩行业中的困难企业的处理市场化等等，还可能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一定负面影响。再如，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给农民更多财产权，意味着土地制度改革将进入快车道，意味着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局面将成为历史，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将出现根本性变化。这也会拖累短期经济。还有，坚决贯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过剩行业的破产企业将大增，信托、城投债、理财产品违约事件也将大增，高估值股票将大幅度下跌，部分房地产企业将陷入困境，银行坏账规模将扩大。这些阵痛，都是改革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但可以肯定，今年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不可能出现负增长。一些企业的债务可能违约，但绝大多数企业债务清偿能力良好，违约现象不会大规模出现。在产能过剩行业中，出现5%至10%的企业破产、倒闭是正常的，是市场恢复供求平衡所必须经历的。我国政府债务总规模不小，但总体可控，发债的空间、实施赤字财政的空间仍然存在。我国当前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0%，依然在历史高位，利率也是如此，当经济增速下滑到一定程度时，政府是有能力干预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自身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还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储蓄存款巨大，居民户债务率极低。人口质量仍在提升，这将大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另外，城市化还在继续，人口还在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的非农部门。产业结构的优化还在继续。资源正在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随着农村、农业改革的深入，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我国具有从第一产业转移出1亿或1.5亿人的潜力。尽管银行真实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没有账面上那么好，也可能最终要处理比目前多得多的坏账，但当前银行的净利润为历史上最高水平，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处于历史高位。更何况，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短期足以应付可能的资金外流、外资撤资局面。除非发生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不必担心通胀。人民币汇率已基本合理，升贬空间都不大。
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与年前乐观者的预期偏离较大，笔者的总体建议是，此时千万要沉住气，可以出台一些政策使得经济增速下滑的斜率不要太陡，但千万不能过早地投放政策资源，更不能托底，将所有的牌打出去，既不能使市场出清，又放大了泡沫，一旦将来经济真正需要强刺激时已没有了足够的子弹。
因此，在就业出现严重问题之前，应坚定不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下定决心让市场淘汰掉没有竞争力的过剩产能，淘汰没有风险意识、盲目扩张的公司，让市场教育房地产市场的各方参与者，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楼市，让市场教育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的购买者，高收益率是和高风险匹配的。建议今后不再提定量的经济增速，而多提定性的合理区间，使决策者留有余地。继京津冀一体化后，江浙沪也应一体化发展。那样的话，上海的高房价问题一定能解决。上海部分高校、医院、市场、科研单位等都可外迁到江浙。此外，建议结合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尽快推行全国住宅普查，弄清楚基础数据，实施差别化房地产政策，为准确判断金融风险，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应再来一次压力测试。为多方面增加居民收入，可将三公经费节省下来的钱用到民生用途上，比如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医保投入，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同时，加大对环保产业、健康产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互联网经济的投入，推动产业革命；加大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改革与探索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