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潜力巨大，具备后发优势以及创新意愿。如果亚洲能够在这一轮革新与创新的浪潮中把握际遇，实现更多的自主创新，并围绕革新与创新加强外部合作与内部互联互通，将有可能使得亚洲再次实现一轮经济腾飞，甚至实现长久、可持续的亚洲富强梦。
如何激发亚洲的本土创新？何为亚洲的创新路径？西方两百年来的创新兴衰能为亚洲提供何种借鉴？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应该如何围绕革新和创新互联互通、深化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延伸的话题。
今年，《博鳌观察》再次携手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菲尔普斯、魏伯乐、陈志武等，与众企业家进行深入对话，解析亚洲的创新难题，为亚洲企业的创新寻求实现途径，推动亚洲各国、地区政府于政策层面对创新给予持久鼓励和促进。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对经济学家的提问做出了以下回答：
创新来自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已故）：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尤其虑及我们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们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那些主要困难？
陈东升：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加在一起完成了整个工业革命，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是后发优势的工业革命，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创新，但是实际上现在开始有很多变化了。中国把工业时代、信息数据时代叠加在了一起，同时开始了消费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很多创新，就举泰康的例子，人寿保险（放心保）有300年的历史，但泰康打造了一个从摇篮到天堂，完全落地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却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过去20年，当经济还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时，谈转型是没有价值的，但竞争到那一步的时候，非转型不可。创新也是一样的，开始大规模进行创新的时候，市场会逼着你无法生存，逼着你竞争，只有创新之路走得通的时候，就会挖空心思的创新。创新的最核心部分，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创新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只有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不断的细分市场。不断的细分市场才有不断的创新。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过去几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维持的，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你是否认为中国会出现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你现在做投资决策时是如何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状况的？目前政府对公费消费的限制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东升：政府主导经济留下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这是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是地方举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高房价。高房价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又带来了四高：高地价、高物流成本、高金融成本、高政府成本。这四大成本和三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经济中长期面临的挑战，它不是短期的。说到对公消费，这是10年的经济高增长引发的不好的社会风气，做官的和从商的都很累，这个限制政策很好，大家都清爽了。但要注意矫枉过正，它影响很多产业，甚至也会影响经济。但是总的来说这是好的，我是非常赞成的。
张维迎：自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政府开始减少行政审批。你是否感受到了这方面的改革所带来的效果？
陈东升：大多数的企业家对三中全会给予高度的评价。过去30年，中国经济一花独秀，去年GDP已经达到了9.3万亿美金，再过5年、8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接近美国了。国人要自豪，我们的高铁、微信，是一个代表，将来会有更多的高铁，更多的微信。要坚持三中全会总体的改革构架，坚持市场化的趋向，中国将迎来新一轮的脱胎换骨，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三大红利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费尔普斯：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在亚洲企业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资金层面？是企业家不愿投身于这样的项目？是担心失败的风险？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
陈东升：中国今天创新的精神，中国人今天的勤奋和对财富的追逐，我觉得在世界历史上，一点都不亚于当年的美国。中国这30年演绎的创业的梦想，被大家低估了。你要看到创业的浪潮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主流。中国有三个红利让人很有信心的期待：城镇化、中产阶级的消费时代、新开放。
新开放就是走出去战略。中国现在产能过剩巨大，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向印尼3亿人口的大国家，印度10亿人口的大国家，甚至还有非洲来分享我们过剩的钢铁，过剩的玻璃，过剩的水泥，过剩的机械制造能力。中国会形成全球新一波资本、技术、人才、管理、设备的输出。
为什么日本20年经济低迷没有倒？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几十年的贸易逆差也没有倒。因为它在本国之外还有一个日本，还有一个美国，他们的海外投资支撑了他们的经济。
走出去是一个大国策，是战略核心。我们会开始跟国际金融接轨，开放资本市场，这需要彻底的金融改革来支持。同时中国也应该义不容辞的把相关产业转移到非洲、东南亚、拉美，让他们享受到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样的话，也会缓解跟东南亚的关系，包括跟日本的关系，将形成一个互惠互利的大时代。
同时，未来的10年、20年，一个再生的美国，还可能有一个再生的日本，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竞争，大家都在变革在改革。我们面对未来一个更强的美国、日本还有中国的互相竞争、改革，谁改在最前面？谁改的最彻底？谁改的最成功？谁会成为最终的强手？谁又会倒下？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思想和前瞻的意识。
陈东升
男，汉族，湖北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湖北商会会长，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后，陈东升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1988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常务副总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及宏观经济研究等工作。1988年开创中国500家大型企业评比先河，成功策划并组织了“中国工业四十年成就展”。199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概念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创办国内著名物流公司宅急送；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