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和困扰着拥有经常账户赤字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金问题无关，中国有经常账户盈余。
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而低增长率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担忧情绪的根源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为中国经济成功再平衡带来的增长放缓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再平衡将帮助吸收自身储蓄盈余，着手建设一个社会安全网，并增加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崛起为区域内最有韧性的经济体，这次也能化险为夷。
新兴市场又一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全球增长竞赛中长期受宠的它们，在2014年初却遭遇打击。那些认为它们经济增长具有韧性的看法，不得不为担忧其脆弱性的情绪让路。
一个显而易见且重要的导火索是美联储开始逐渐减少其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注入。那些过度依赖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和土耳其——发现为本国经济增长融资变得越发困难。对中国的担忧同样存在。
在危机的阵痛期，泛泛而谈是一贯的做法。但到了最后，却发现应当进行区分。那些陷入困境的逆差型新兴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失衡状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经济体。不同于这些经济体，中国享有经常账户顺差，因此也不存在因美联储缩减每月资产购买规模而导致的资金外流风险。
当然，3.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后盾，也会在金融动荡传染加剧之际提供足够保障。
没错，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但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这与其他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因为对中国来说，要回到1980年后30年中实现10%年均增长率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但是，那些对中国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肤浅看法依然存在。因此，经济增速放缓25%，至年均7%至8%的水平，被认为预示着当代世界最伟大增长故事的终结。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是在假定当前的中国经济减速，仅是更多严重增长问题的前奏。这反映出一种忧虑，从环境到房地产价格泡沫和影子银行都在引发担忧。
虽然这些忧虑不能完全被排除，但它们不是中国经济减速的源头。取而代之的，是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而低增长率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场重大转变的结果：从以朝气蓬勃的制造业支撑的出口及投资驱动型高速增长，转变为增长相对缓慢但却稳固的模式，一种由消费者支出和服务驱动的增长形态。事实上，这种转变正在发生：在2013年，中国的服务业已经成为其经济中的最大组成部分，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总和。
这个问题，正如我在新书中所说，与中国无关。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它们没有为中国经济成功再平衡带来的增长放缓做好准备。
相互依赖根植于人类的精神病理学的关系。在两大合作伙伴间，无论是出于需要还是方便，如果不健康地互相支持，最终将导致严重摩擦，除非一方或者双方都变得更加自力更生。
相互依赖的模型尤其适用于美国和中国。没有美国消费者，中国出口导向增长奇迹不会出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元来保持其较低的货币汇率，使其增加出口竞争力。
另一方面，美国又依赖廉价的中国制造品，来增加面对困境的本国消费者的消费力。同时，美国也依赖中国的庞大储蓄盈余来填补自身储蓄短缺，并借助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巨大胃口，来维持大规模预算赤字及补贴国内的低利率。
但双方在贸易、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课题上都出现了摩擦。同时，正如一名心理医生所能预见的那样，其中一方——中国，决定走自己的路了。
中国经济再平衡将帮助吸收其自身的储蓄盈余，着手建设一个社会安全网，并增加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再倾向于将自己的钱借给美国，而是用来支撑自己的国内经济。
对渴求增长的美国经济来说，中国这个相互依赖伙伴的转型是个分叉路口。其中的一条道路风险相当大：如果美国继续陷于储蓄不足的境地，却又没了中国商品和资本的支持，将面临更高通胀、利率上升和弱势美元的前景。另一条道路则充满机遇：美国可以实施一个新的增长策略——放弃过度消费，转向基于储蓄和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投资的模式。美国可以从出口行业，尤其是向再平衡后的中国取得支持。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及增长最快的重要出口市场。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崛起成为区域内最具韧性的经济体，预计这次也能化险为夷。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来说，看清楚它们的差异很重要，这将是唯一可持续的方案。
（作者系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著有《未来的亚洲》、《中美的相互依存》等，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系作者授权上海证券报发表。翻译：由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