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当前没有几个经济问题（如果有的话）能比这个问题更重要。我刚在北京参加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该论坛汇聚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人士与西方商界领袖、学者，这一问题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
外界对中国这位巨人维持快速增长的能力越来越悲观。人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沉重三个方面。我也认为，即使以中国已经成功应对的挑战为标杆，转向增速较慢、但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也是一项异常艰巨的考验。然而迄今的事实证明，打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成功是愚蠢的赌注。当一匹良马遇到一道新的障碍，马的胜算肯定会大一些。但就算最优秀的马也可能被绊倒。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一份宝贵的背景文件中，阐述了中国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里面强调了几个新形势。
首先，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700美元。中国正开始向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努力，史上完成这项任务的国家不多。
其次，国际环境已不如以往有利，部分原因是高收入经济体在结构上如此疲弱，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已显著变大了。
第三，中国经济自身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已下降至7%-8%，原因包括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产能过剩即使按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也变得十分严重；金融风险有所上升，其推动因素是地方政府债务、房产泡沫和影子银行业的增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已超过50%，可它的城市遭受着一系列弊病，包括污染问题。最后，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已触及极限，尤其是水资源，这种资源不是可直接交易的大宗商品。
去年11月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官方的回应。它是中国下一轮改革的蓝图，其中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推行重大的制度和政治改革，包括由“行政审批制度”向“法治”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都是西方人所熟悉的。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角色要发生变化。它还意味着新进入者在能够开展哪些业务的问题上将面对“负面清单”，而不是“正面清单”：企业将可以从事任何没有被禁止的经营活动，而不再需要审批。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此轮改革的重点之一，它将允许1亿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资格。
对于多数局外人来说，政府公告的语言令人头脑发木。不过，在听了李克强总理和张高丽副总理的发言后，我认为这一切至少在逻辑上是令人信服的。他们显然已认识到，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他们想做的事在经济和环境两方面都很有道理。
一份关于中国中期经济前景的背景文件，以及现执教于耶鲁大学(Yale)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报告表明，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也取得了切实进展：中国力图转向速度较慢、资源密集度较低、就业密集度较高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仍显著偏低，但2013年还是首次超过了工业的比重。2008年前，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城镇新增就业数不到100万。2008年以来，这一数字平均达到140万。通胀水平一直很好地处于可控范围，工业盈利能力在经济放缓期间保持得较好。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似乎在平稳地调整，逐渐适应不可避免的减速，其推动因素是利用未开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
不过，中国经济依然高度失衡，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消费（包括公共和个人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异常低，而投资的比重异常高（两者都接近GDP的一半）。这种情况直到去年才稍稍有所逆转，此前投资所占比重一直快速上升，自本世纪初以来几乎一直保持这个势头。
目前，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5%，大致只有美国的一半。超高的投资比重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与过剩产能的增长和杠杆率的上升直接相关。正如那份中期前景文件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表现所面对的风险潜藏于金融恐慌、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高负债和产能过剩等相关风险。危险在于，迅速纠正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一个正反馈循环，导致一轮远比预期剧烈的经济减速。
许多重要行业的产出已降至产能的75%以下。然而中国经济规模已太过庞大，无法通过出口来摆脱这一困境。
以钢铁为例，中国钢铁业的年产能为10亿吨，产出7.2亿吨，占全球钢铁总产量的46%。如果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大幅降低，那么钢铁业的产能利用率将受到沉重打击。对水泥业来说同样如此。坏账将会飙升。
当前一个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的纠正力量，会不会压垮政府平稳管理必要调整的能力？
有些人可能提出，中国经济需要的正是一场硬着陆。对此，政府不会同意，我也一样（当然我的意见无关紧要）。中国政府还有许多调控手段可以利用。不过，金融压力和宏观调整的下行风险已在急剧上升。我将在下周评估这些风险的规模，并给出可能的对策。
译者/曲雯雯、倏尘
